如法院要把合法悼念的門完全關上，那就讓大家都看清楚法庭的角色和態度 就六四 32 週年的煽惑案要不要上訴的問題，我掙扎了很久。在我個人來講，我其實不屑去爭取體制內對我個人行為的認可。要說的話已說過，會聽的人也已聽見，又何用汲汲去爭取那一兩個法官的認同？但最後還是決定上訴，為的是想盡自己一分力去爭取來日行動的空間。
2021 年的情況，是燭光集會被警方反對，而支聯會亦決定了不再在維園舉行任何集會。維園當晚戒備森嚴，最後亦沒有出現任何集會。在這樣的背景下，我表態會繼續個人的行動，就成為了違法的煽惑。那是否只要之後沒人出頭去組織集會，就任何個人都不能再去維園悼念六四、甚至不能在公共地方點起蠟燭？到底個人行動和表達的自由，和「煽惑未經批准集結」的界線在哪裏？這不只是一個過去式的案件，不只是質疑對我個人的定罪，而是要搞清楚未來我們還能如何行動。
畢竟在可見的將來，大概沒有任何組織可以承擔舉辦六四集會的責任，又或出頭去向警方提交集會同意書。那每一個仍想去維園的人，可以怎麼辦呢？自己去申請集會嗎？可我確實無意也無能力去主持一個大型集會，警方也會因而有十足理由去反對。跟警方通報說我只想搞一個三五人的「集會」？可這種規模的集會本就是毋須也無法報備的啊。但如果我在沒報備的情況下去了維園，又會給我打成「參與或煽惑未經批准集結」，就像今年警方的執法標準一樣。那麼實際上，我們還有公開悼念六四和呼籲悼念六四的自由嗎？怎麼樣的說法和行動，才不會跌入「煽惑未經批准集結」這個無所不包的口袋罪？即使我們明明白白地說只想聚50 人以下，甚至只是想自己行動，是否只要事情有可能吸引到更多的人，我們就會突然變成罪犯？換句話說，是否民心所向即為罪？
我可以現在就清楚地表示，六四維園之約，是我一輩子都會去守的承諾和約定，像梁文道先生說過的，「我們守護記憶，直到最後一人」。這跟其他人要不要都來「集會」，其實無甚關係。但現在我實在有點看不到，我可以如何守約而不「被犯法」。但這既是我出來後必然要做的事，那倒不如趁早把相關的法律搞清楚。要是法院真的要把合法悼念的門完全關上，那就讓大家都看清楚法庭的角色和態度，清晰知道悼念就是公民抗命，知道要付出的代價，並以此決定是否或如何行動。但若然法庭留下了合法悼念的可能性，那我們就必須守護這個空間，不能讓警方得寸進尺地將 6 月 4 日的維園變成禁區，將燭光變成違禁品。
將違法的界線解釋清楚，本就是法庭的責任。當然，我無法得知法庭會否給出任何清楚的答案，還是說只會得到又一份模棱兩可的判詞，但至少我們試過了，不是嗎？
註：梁文道《我們守護記憶，直到最後一人》於2009年6月5日發佈於「獨立媒體」
鄒幸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