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鬱之島》Blue Island —— 前所未有思考「香港未來」的電影/紀錄片】- Alex Chow

[emily]

【《憂鬱之島》Blue Island —— 前所未有思考「香港未來」的電影/紀錄片】
八月頭看畢陳梓桓的電影作品《憂鬱之島》，一直覺得要寫影評和感想。原因無他，只因為我期待已久，對導演信心十足。
看畢作品，雖然覺得《憂鬱之島》並非完美之作，但其野心之宏大、問題意識之深遠、剪接推砌的能力，仍是在演繹香港時代故事的作品中，數一數二的佳作。
如要數算香港社運電影或紀錄片，我最喜愛的莫過於陳導的《亂世備忘》。有人評批其前作圍繞幾個在2014年雨傘運動的年輕人，如何在運動高低起伏之間掙扎，太中產、太和理非，未能兼顧其他佔領區的參與者，是實事，但也並非一部作品可以盡攬不同人的眾生相。
近來《憂鬱之島》在英國放映，有評論批評陳導的《憂鬱之島》是收了左派商人石中英資助（片中的楊宇杰），炮制洗白電影，將六七暴動和反送中運動相提並論，甚至據聞有論要陳導回水，本人都不明所意。
一來，以我所知陳導一直不敢分享《憂鬱之島》予石中英觀看，因為片中內容，難為石中英所喜；二來有觀看片頭的朋友，應該皆記得電影有致謝國安法前參與該片眾符捐款的人士；部份人為深黃陣營，為我認識，他們皆極為欣賞《憂鬱之島》，沒有覺得被出賣、背叛、呃錢之感。
如果要理解六七暴動的左派煽動，大可觀看《消失的檔案》，以記錄片而言，應該是毫無劇情，十分難啃又長（詳盡）的作品。唯一的挑戰是切勿入睡，尤記得當年觀看，我唯一疑問是《消》和記者張家偉《香港六七暴動內情：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的敘事似無大分別，只是兩人所用媒介極不相同。訊息量如此密實，我為何不看書而要看照讀文字稿的影像作品？但導演研究爬梳之成果，仍是萬中無一，令人敬佩。不看書者，可看影像。
如果要看2019年運動的政治宣傳片，《時代革命》可能是首選；其政治宣傳意味之強，也會令人對其歷史視野敘述未能再向前推之失望，不能視其為一套純粹的藝術作品，反而是一套容易被視為集中敘述2019年政治運動的宣傳/創作。周導的殉道精神，是比其作品內容更強的傳播媒介；但這也無失《時代革命》的時代意義和實驗精神。期望大，當然也會希望《時代革命》能更承載和彰顯香港的革命精神。對周導「去到盡精神」的尊敬和仰慕，在創作人之中仍是無出其二。
但要數能促進香港人反思自己與「香港」關係者，甚或「香港」所謂為何，我所觀看過之影像作品，無人能跨越《憂鬱之島》所展現的時代氣魄和問題意識。
本人八月看畢《憂鬱之島》後，遲遲未能下筆的原因，實為難以總結怎樣才算公允對待《憂鬱之島》所開出來的宏大命題：「香港，對你來講是什麼？」，以及電影當中濃濃的歷史意識，期望還原「香港」在時代中的意義。
電影中一條隱隱的線索，似乎在不斷嘗試撥開迷霧，尋找香港和香港人的「根」。
而作品中的人物，不同的人都在一趟追尋「自由」的旅程當中，如何和「香港」的命運纏繞，體現人身即是香港，香港塑造人類的靈魂感受﹐經由殖民史、抗暴史、文革史、民運史、港獨、自主夢想的輸入和輸出，鑄造一代又一代人的感受、反應和世界觀。
電影人物所經歷的的背景，包括多元交織的時代震盪：列強交戰、國共內戰、大陸騷動、逃難旅程、南移偏安、反殖自主、民主實驗、港獨夢挫，皆締造了「香港」和「香港人」的情感記憶和歷史感受，鑄造了一代又一代香港人，亦形塑了「香港」的精神體現、內在張力和未竟之夢所造就的個體和群體的集體挫折、人生理想及政治追求。
以實時紀錄片段和帶有戲劇性地重演歷史時刻交織的手法，電影劇情穿梳了三個年代：1967的暴動（中共左派又命反英抗暴）和背後的文化大革命逃亡、1989年的中國民主運動和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
自2019年反送中運動開出的「光復香港、時命革命」軌跡，香港人似乎便只有眼前路，沒有身後身。
但《憂鬱之島》所編織的三個時空，卻聚焦在「香港人」和「香港」所歷經的重大政治社會事件，如何塑造和左右身處旋渦之中的「香港人」，包括年輕的陳伯在文革高熾期間和伴侶隻身渡海逃難來香港，至今仍有在維多利亞海港暢泳的習貫；仍是大學生、學聯成員的林耀強在1989年親上天安門支援學運，及後在2019年為政治犯在法庭中辯護；以及因67暴動被定罪的楊宇杰（又命石中英），出獄後營商成功，近年積極金援平反/漂白六七暴動的文化、電影、歷史敘述。
而楊宇杰在電影中與19年反送中運動的年輕抗爭者在彷製的牢獄對話，巧妙地對映出兩代人時代差異，所抗之暴(中共/英殖），所衛之身份（中國人/香港人），截然不同，惟當權者對反動的猜疑、憂慮、恐懼，卻可能萬變不離其宗。楊於五十年前被控「藏有煽動性標語」，已服刑完畢，亦歷經半生旅程，少年卻在等候暴動罪的判刑，未知明日景況。
我喜歡並且特別欣賞《憂鬱之島》的原因，在於作品的開放性文本，提供了一個極佳的土壤讓人反思：「香港」是什麼？「香港人」又是什麼？「香港」於觀眾，又存在什麼意義和可能性？而如此重要的課題，卻是陳伯、石中英、林耀強、年輕抗爭者以至更同的來路人，皆可交出不同的答案，只源於眾人所經歷和感受的時代皆眾不同。
「香港便是我，我便是香港」，似乎也是電影中諸主角，包括近年香港人的一種精神號召和主觀感受。客觀而言，此話不虛，因為香港作為一種地球中的物質環境，也確實是塑造了一種人類肉身的獨特體現。
而各種政治自主的主張，由六七暴動、文革逃難、八九革命、一九抗命運動，都在乎對於香港地理、環境、物質性的擁有權(ownership)，才能將精神性的理想香港，安然嫁接於此，塑造一座依山靠水的城市性格。當感受上人類認為對身處之地的掌控權被奪，則必然是鮮明抵抗、再而逃難、低調妥協、密謀反攻、誓死不降、放棄遺忘或退隱避險。各種策略、反應或選擇，都是一種對應人身所處環境變異的做法，以延續生命的火種。
電影中幾位主角的掙扎，如同戲外香港人的掙扎，皆不外乎在與此一命題搏奕：「誰的香港？我的香港！」而我的香港，可以包括了「誰的香港」，正正是革命過程，或革命過後，最關鍵的問題，構成「誰擁有香港？」、「誰代表香港？」、「誰的香港？誰的利益？」，尚靠眾人回答，開創、建立和再造香港的憲政體系、運作秩序和資源產權的分配和使用。
而一系列的命題，今天或有人稱作「環境/氣候政治」(environmental/climate politics)，以往則是一往「物質資源」(resources politics)，中間夾雜了「生態政治」(ecological politics)，牽涉土地資源、農業、水利、礦物、能源，以維繫人類社群的運作。
當觀者不滿《憂鬱之島》於六七暴動的描述太過讓楊宇杰自說自話時；觀者亦可質疑電影不夠描述二戰後港英當局採取的勞工政策有別戰前和戰後英國本土當局的工會友善政策，積極介入勞資糾紛，避免社會衝突；但港英當局另有盤算，深怕助長工會，尤如默許港共勢力助大，導致社會政策埋伏66、67暴動的隱憂。（1938-58年的工會運動史，可參考Lu Yan, Crossed Paths Labor Activism and Colonial Governance in Hong Kong, 1938–1958)
與其說還原歷史是《憂鬱之島》的責任，不如說《憂鬱之島》的敘事﹐打開了更深遠關於「香港如何才能自主？」的課題。
將歷史敘述推前到二戰後，亦包括香港城鄉經濟發展的地緣政治因素、避難人口遷入、大量勞動人口與競爭性強的輕工業發展、大英聯邦與關稅暨貿易總協定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的全球貿易機會與挑戰、殖民政府治下無法約束財政司的理財方針和社會政策規劃，都是香港獨待殖民地的成功與其後受挫敗的原因，政治、經濟精英被逼接受主權移交、置經濟發展於政治自主之下的一種文化和制度脈絡。
種種故事敘述，《憂鬱之島》當然無法一一解答秤量，但「憂鬱」之所以「憂鬱」在於政治自主的不能與挫敗，關乎中共的殘暴鎮壓，亦關乎港人的政治意識、國家認同與政體安排，更關乎香港開埠以來的殖民命運和規章，在政治層面未能以獨立自主為依歸，經濟、環境資源由殖民者管理主政，過客居民勞動者打造轉口港、輕工業城市、銀行金融業和服務業，助長資本流動跨越國界，長養中華帝國和歐美的現代經濟體系。
要擺脫「憂鬱」，非只是駁斥左派可了事，也非指控陳導出賣投資者、眾籌者可解結。
陳導只是呈現了「憂鬱」納悶的根源之一，甚或香港故事內生的矛盾衝突之一，要解結我們當然期待陳導的下一部作品能反轉香港歷史，但香港人的集體歷史意識和書寫，在殖民時期未完善過，在後殖民時期被中共二次傷害，舊結未解，新患傷痕，自然「憂鬱」。
但直面「憂鬱」的複雜多元性，讓衝突展現和流露，未嘗不是走出憂鬱之境的嘗試和出路。
向《憂鬱之島》致敬，謝謝陳導的優秀作品。
期待陳導下一部更有魄力的作品，充份回應批評者的疑慮和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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