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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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永康】

昨晚入場觀看《少年》，感受與《時代革命》極不相同。

《少年》上半場尋找輕生女生的故事，極度壓抑，知道電影是戲，但不能忘懷劇本背後的憑據，是2019年的真實事件。

最後輕生者能否得救，不得而知。但伸手相救的手足，一手疊一手，構築手足、運動、革命情誼。陌生者之間共享的政治熱情，構成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及其後的政治意志。

當中如何處理不同政治體系之間的鴻溝、差異和暴力，不是本片的重心。但電影中的角色穿梭不同段落藍黃陣營之中，於日常家庭、警犬與黑警、曱甴相稱之間，存在極大張力，構足抗爭運動的日常景觀。

而少年們到底要尋找輕生少女，抑或赴上環抗暴支援手足，皆是在不同位置、有限能力中，需要作出運動甚至生命中的抉擇。

而不同的抉擇，仍是難免可能會存有遺憾。唯一的救贖，可能是當下心安理得，甚或在電影結尾中的結語「即使徒勞無功，決不無疾而終」的決志式存在。

電影尾段不免會翻起運動抗爭者的情緒，重思19年運動與自身的關係。如何被改變？如何回望過去與現在？如何實踐未來？

當中深刻的手足情懷，與《時代革命》希望向運動敬禮，嘗試捕捉運動關鍵的起承轉合，留下歷史紀錄，為世人提供一個進入2019年抗爭運動脈絡的一扇窗，截然不同。

在《時代革命》稍為令我內心有感觸一幕，不在2019年，卻在2017年，羅冠聰在東北十三人判刑後，淚灑當場的畫面。

每個人都總有自己進入政治運動的路徑，甚至沿路的經歷都大小不同，如同《少年》刻劃的14/5歲攬炒君，到底運動的痕跡會如何影響其往後的人生路向？

近日海外的朋友聽聞在牆內plea guilty的手足，自覺有負沒有認罪、頑抗到底的同伴，而海外的人，似乎又自覺需要負上另一重罪。這種受難圈子的擴散，讓人負罪上路，似乎是一種形態。

但每個人有每個人的位置，我有時也想起2019年七月經香港回到美國後的經歷，無法置身「抗爭現場」，深有愧疚，甚至在國安法大規模鎮壓公民社會後，質疑以往在不同歷史關口所作的生命決定。

但一年下來，我只是更覺得在不同位置的人，自有不同的任務和特色，不需要比較身處的位置，在香港抑或在海外，而是要望清楚在地脈絡和全球脈搏的接洽位，才能尋找到生命的志趣，甚至在歷史大海的方向中，察覺到沿路風景和周遭頑抗者的生命力。

「即使徒勞無功，決不無疾而終」，是抗爭少年的寫照，亦是香港人的寫照。

而頑抗不降的形式，五花百門，自需找到自己的出路，才能找到生命的出路，找到香港缺口的出路，重建一切以人為依歸的生命路徑，是為少年初心的掙扎，盡在每人心間。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