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與超的訪問很趕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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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與超的訪問很趕急。從邀約到受訪只相隔短短兩天，趕急得根本沒有面對面受訪的可能，只能退而求其次，在線上訪問。

超在家中受訪，漆黑的房間亮起一盞黃燈，勉強把他的臉龐勾勒出來。說不到幾句，他的畫面便會不自然地定在過去的一格。多次調整不果後，我唯有建議他關掉畫面，只容許聲音流傳，好讓網絡負擔減小。就此，我們在黑暗中展開一場兩小時的漫談。

「『吓，你數學系㗎？』，唸新傳的學科時我經常被人這樣問道，但『鍾意咪鍾意囉』。」超解釋道，「在中大也有繼續讀一些自己喜歡的數學課程，但之後好像對傳理更感興趣一些，便副修了新傳。」

「新傳課程中，紀錄片課是其中一門較為深刻的課。」課程要求每一位同學在學期尾交一份不少於十分鐘的個人紀錄片習作。「那一課我原本是想記錄一個玩音樂的朋友，後來我也把自己記錄在內，記下了我與他的對談——我們在海濱邊喝著酒，邊談論我們如何面對將來。從音樂人被社會冷落，談到青年人被冷落。」

「紀錄片中有一幕是挺有趣的：那位朋友看到警察剛好走來，因著口罩令，他便立刻戴回口罩。他覺得這是挺屈辱的，『但若果戴口罩可以免除煩惱，那我便戴吧。打到埋嚟，邊有辦法嘅唧？」。他說任何人下意識必然會是想保命的，但我立刻插嘴說：『其實也不是的，我當時咪唔係囉。』最諷刺的是，當我們訪談完畢後，便被警察查牌，就這樣完結了這幕。」

超口中的「當時」，就是四年前的那一天。「那一天被捕後便立刻『落charge』，因為是即場被捕的。」

「⋯⋯不好意思，我聽不到。」他的網絡不太好，時常斷線。一急起來要連珠發炮時，某些說話便會停留在半空，只有零星數句能成功傳達。長達十數秒聽不到他的說話，是常態。

他只好把話，慢慢地又再覆述一遍。

「⋯⋯19年到現在也差不多四年了。 」

「對，拖了很久。」

「那你是怎樣去調適？怎樣去面對這件事的？」我戰戰競競的問了整篇訪問中我最關注的問題，也是我會訪問他的主因。

「我覺得接受了它後，便會想到怎樣去面對。大家會害怕『坐監』，最主要是不明白『坐監』是怎麼一回事。你設想自己真的『坐緊監』，你怎樣去面對它？當你有這個想法，我覺得就可以解決你當下的恐懼。所謂的痛苦就是恐懼，你只要去想怎樣去面對這份恐懼就可以了。」

他回覆果決，不帶絲毫遲疑；我卻愣住了，整整半分鐘沒答上一句話。

「這樣說或許有點『戇鳩』，但有這一步，我也覺得沒有所謂，自己算是一早就接受了會有這種情況發生。當然到真的出事時也會害怕。從被捕到現在其實也一直在做心理建設，但就算『唔得都要得』。我花了一年時間說服自己：這件事已成定局，一直躊躇也沒有意思，那倒不如想想怎樣面對吧？」超說得淡然。「我不想別人擔心我，覺得要別人擔心是很麻煩，我有時反而因此要主動安慰別人，很好笑。」

訪問期間，我們常常提到信念。「（那份）信念是為了別人犧牲自己。當然你會有一把尺去判斷應否做那件事，思考犧牲自己所帶來的價值是否足以蓋過它所帶來的後果呢？但理性以外，也會以情感主導，覺得它值得保護，便保護吧。」

「寫求情信時有很深的體會——不知要寫到甚麼程度、要『認衰仔』到一個甚麼程度才可以？倘若你不小心寫，便會寫到好像承認全都是自己的錯。我不想，所以一開始我是很掙扎的。」這讓我想起了電影《沉默》，它講述十七世紀的日本基督徒被政府宗教迫害，迫使他們腳踏耶穌石像，踐踏篤信不已的信仰，以證明他們不是教徒，藉此免受酷刑之苦。超接著說：「我曾諮詢社工應怎樣寫，他說：『若果你不想寫到自己很錯，那你便寫我不應該出現在現場』。是有少少『出cheat』，但好像稍稍『過到自己那關』。現在我的求情信上是寫道，我不應該出現在這場合。雖然這好像不完全是我心裏所想的，但這樣寫了，可能在判刑上會幫助我一些，同時又避免定義這個『暴動』的對與錯。我覺得這算是我小小想堅守的東西。」

「19年之後，我覺得我對香港的感情是很強的。雖然我未必真的喜歡香港，但我仍然想留在這裏。最後是好是壞，我都想『睇埋落去』。我在香港出生，我的朋友都在香港，還有我的回憶都在香港。若果我移民，我覺得我會失去了過往20多年來一直維繫的關係。我會留在這地方，不單是因為她對我的意義，而是其他人都在這裏。除了社會與人，還有人與人， 這兩樣令我對香港有很強烈的感覺。」

「我很享受發生過的這一切，包括現在這一刻，也要享受。」話筒另一頭的我看不見他的容貌，只能極力想像他說這番話時的神態與表情。

——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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