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夜 他坐上了最後一條成功離港的船】

[emily]

【那夜 他坐上了最後一條成功離港的船】

記者 梁嘉麗

這是最後一次，如果這次也不能成功離開香港，他決定放棄，然後自首。臨行前的無數個晚上，輾轉反側，無法成眠，害怕會在海中遇到甚麼事，如果在海上被捕，他不希望連累一直幫助他的人，「跳海死咗去就算」。
烈日當空，極目四望，盡是汪洋。看不見彼岸，他的肩頸被猛烈的太陽灼傷，這一刻充滿希望，下一刻，心頭又湧起絕望。黑夜降臨，眼前終於出現點點燈火，真的到達了嗎？執法人員不讓他們上岸，因為是非法入境，「我們很努力說出原因，他們才讓我們上岸」。
踏上陸地的一刻，身體還感受着海浪的搖晃，他終於能夠鬆一口氣，同船的大家高興得歡呼。跨越中國水域，再來到這個地方，他說非常困難，而自己做到了，「我跟他們說，最壞情況是跳船死，只要不怕死，做甚麼都得！」
//命運旋轉門//
呼吸一口自由的空氣，得來不易。那時候很多人告訴他，可以幫忙安排離開，很多次，他跑到碼頭，船最終沒有出現，甚至試過已上了船，卻因種種不同情況而要中途折返，這樣的事情已發生過四、五次，而他亦付出了六位數的金錢，他說，那時候是「用錢買個失望」。
原本，坐在船上的並不是他，而是一個曾經一起經歷生死的朋友，「試過一起出船，差點兒反船，最終又是走不到」。朋友說找到了一條船，卻決定留下來，便把自己的位置給了他，「要不是他給我這個機會，我很有可能坐上『十二港人』那條船」。
//被毆至住院數天//
2019年被捕後，Kenny(化名)被控四項罪名，一直住在安全屋，只報到過一次，亦沒有出席審訊，他一直都在被通緝之列，笑說自己是名副其實的「逃犯」。
匿藏的地方非常隱密，一年多以來，他完全不外出，家人朋友也無法找到他，他形容自己是「廢青」，那時每天只能看着直播，內心憤怒，卻甚麼也做不到，眼睜睜的看着愈來愈多朋友被捕、被囚。
被捕一剎，拳腳隨即襲來，記者衝過來拍攝，警員說了句「有記者」，毆打暫時停止，他被扣上手扣帶上警車，扣得非常緊導致雙手發紫，他喊了一句「唔好打細路」，便立即被人拳打頭顱。
到了警署，他被認定為襲警疑犯，「有人帶我入房，一直打我，打到我瞓低」，躺在地上，他已痛得無法坐起來，「對方一邊打一邊講粗口，叫我認罪，但我無做，如何認？」經歷了10分鐘的暴力，那兩個人終於停下來。
他的胸口和腹部被毆，明顯地，他們迴避打臉，他懷疑，因為自己的臉被記者拍了下來，所以對方主要攻擊他的身體。
然後，他們要他跪在地上、面壁，不斷用粗言穢語辱罵他，同時斷續地打他的頭。回到羈留室，他胸口痛得無法呼吸，一直躺着，同室的人見狀，大叫救命，他才能到醫院驗傷，傷勢嚴重，留院數天。
//一世陰影//
真的很痛，但身上的瘀傷根本無法跟他眼前的景象相提並論，三年後的今天，那幕場景依然是難以磨滅。那時候，他看着警員在警車上毆打一個十多歲的少年，他哀求警員讓自己為那個奄奄一息的孩子療傷，「他叫我『收嗲』，然後再多打了幾下」。
憤怒掩蓋了所有情緒，剎那間，他覺得香港的未來漆黑一片，「努力讀書、工作就會有好的未來？人們表達訴求就被如此毆打？咁樣打個細路？有無搞錯！」這些年來，就是這件事，讓他耿耿於懷。
他記得，那個少年被打得眼也睜不開，全身多處骨折，「瘀晒！重傷！」，醫生必須即時替他於眼皮下放出膿血。在醫院，他們再次碰面，對視一刻，千言萬語，無從說起，各人被警員監視着，無法說話，卻已淚流滿臉。
聽到有人大叫「救人」，Kenny立即衝過去，「他真是一個小孩，身上甚麼也沒有」，他覺得回頭救人，是自然反應，根本沒有時間想太多。
少年被毆打至遍體鱗傷，到了今天，依然歷歷在目，「很嬲！你可以打我，但不能打細路！」少年已陷入半昏迷狀態，卻被迫跪在地上，然後一邊哭，一邊跟毆打他的人們說「對唔住，我以後唔敢喇...」，即使說了，又如何？他仍然繼續被毆。
記憶，總是不由自主，這段往事，成為了Kenny的終生陰影，「不會對這班人抱有希望，只會變本加厲，根本已失去人性」。留院幾天，卻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日子，他安靜地思考，最終決定必須離開，覺得香港早已物是人非，不再是他熟悉的香港。
//幾歲來港 家人維穩//
輾轉來到了美國，踏足自由的土地，本應鬆一口氣，卻一直滿心愧疚，「覺得自己捨棄了香港的手足」。他覺得現在的自己，甚麼也做不到，一點也不快樂，圈子內人人也築起高牆，很多事情也無法找到解決辦法，而他性格火爆，未必所有人接受自己一套。
留下難，離開也不易。申請政治庇護，適應當地生活，又要尋找自己的定位，一個沒有身份的人，飄泊異地，陷入困惑，經常質疑自己的決定和價值，「不快樂，有幾次很灰心，不如返香港承受一切，陪他們喇」。
他今年28歲，在香港的時候，是一個土木工程師，笑說自己是「有為青年」，現在「打黑工」，做裝修工作，別人總是問他有否後悔，他的答案很簡單：「後悔無用！向前看！但可以內疚」。
有沒有思鄉？他斬釘截鐵，一點也沒有，因為家人都是做「維穩工作」的，社運時，親眼看見哥哥在遊行現場搗亂、影相、打人，回家時見到家裏充斥着記者、急救員的反光背心。
那時，他看着哥哥跟着抗爭者走入後巷，然後打人，他再也按捺不住，回家跟哥哥大吵起來，父母也無法阻止，哥哥亦因為做這種事而變得愈來愈富有，他完全無法接受。
Kenny幾歲才來到香港，回想起來，他說自已在2019年前是「大中華膠」，北京奧運時滿心歡喜，直至2016年魚蛋革命後，想法才開始轉變。
那個少年，被監禁兩年，最近放學了，亦已離開香港，「聽到他的聲音，我忍不住哭了出來」。他一再談及愧疚，但看見少年終於安全，而且可以開展人生新一頁，卻感到開心。
在少年身上，他好像看見了一絲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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