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牆內的第三天 - 記者 梁嘉麗
發表於 : 週日 10月 30, 2022 3:26 pm
在牆內的第三天，易卓邦(Auman)終於見到父母，看到穿着囚衣的他，父親終於忍不住哭了出來，「我不敢直視父親，因為我怕我也忍不住流淚，當然最後還是紅了眼哭了出來」，他是這樣寫的。
20多天的審訊，5個月的等待，他站在犯人欄內，聽着宣判，50個月，跟他估計的差不多，只相差5個月。對他來說，這是一場毫無意義的鬧劇，他用「arbitrary」來形容這場所謂的審訊，「不是貶低，而是，難道這20多天能夠還原當天發生的事嘛？」
//消失了的速龍//
隔着圍欄，看着影片，畫面不斷重覆着，是為了證明那個時候，街上有數百人聚集。他說，這到底能夠代表甚麼？從已審結的案件中，他知道自己只需要「存在」於那個時空，就代表自己正在為事件「壯大聲勢」，已是「犯罪」，「根本跟個人的行為無關係，不用證明你做過甚麼，條例有非常含糊的地方，可以讓人隨意interpret」。
冗長的片段中，人聲雜沓，跟自己的案件完全無關，他覺得這些所謂的影像證據，有一種任意性，重覆着，讓人納悶。一種壓於心中的鬱結，無法抒解，而他坐在那裏，彷彿所有事情都在假裝跟自己有關，而自己卻被困在一個任意、一切也無法確定的空間中。
從第一天開始，他已知道控方沒有證人，只有環境證據，「不知道拉我的『速龍』是誰，只得一個後來處理的officer，得物證、環境證供，但我已知結果，不會太surprised」。律師收到控方的文件時，也不禁問，為何沒有證人，而口供紙中，亦沒有那名拘捕他的警員的口供。
然後，只花了半天，就完成了關於自己的審訊。被判囚50個月，幾個小時的審訊，沒有人證，進入虛無、任意狀態，他選擇不自辯，因為真的「無嘢好講」。
//「世界級」主控官//
中大法律系出身，Auman笑說自己讀書時甚少旁聽，犯人欄更是一個非常陌生的位置。身處其中，聽着同案人士的審訊，頓覺自己猶如劇場中的觀眾，「主控官真是世界級！」他記得，其中一名被告的證人是家傭，「她竟然問證人，同鄉有沒有收錢出去，全庭嘩然啊」。
「另一被告的證人是一個校長，她又竟然問對方知不知道其他學生有否出去，幸好法官叫停了她」。在這種時刻，荒誕就是日常，法律知識沒有讓他更理解眼前發生的一切，甚至懷疑過去28年人生中所認知的常識。
他覺得，主控官問這種跟案件毫無關聯的問題，純粹只為表達自己立場，「怎能夠問證人的同鄉或學生做了甚麼？根本就有agenda setting！」他又觀察到另一個現象，就是在那個荒謬的瞬間，庭上眾聲嘩然，他覺得這是大多數的聲音，跟主導審訊的人，形成強力的對立，「是一種很有趣的對比」。
//無法規劃人生//
「踢保」後半年，突然收到電話說要上庭，他形容是晴天霹靂，但最煎熬的卻是排期審訊那兩年，不知道何時開始審訊，不敢接一些較為長期的工作，那一刻他慶幸自己是一個YouTuber，工作比較彈性，「只想努力工作，不能想太多」。
疫症前主要是拍旅遊片段，這兩年無法外遊，心態上亦改變了不少，「10萬訂閱又如何？」他感慨，等待審訊期間工作沒有以前的積極，不想建立甚麼，「根本無法規劃人生，很難有長遠目標」。
6年前畢業，他一直都是做YouTuber，也有接不同的幕後工作，生活尚算安穩，但偶爾也會有迷茫的時候，尤其是為口奔馳，接過不少沒有滿足感的項目，「行內有很多勁人，有時會覺得自己不夠creative」。直至幾年後，才開始掌握到工作糊口與興趣之間的平衡點。
被捕那年，Auman是26歲，他覺得那是「集體」的事情，大家都被時代的洪流推着走，所有事情都有因果關係、環環相扣，「再行多一次，必然還是會發生的」，對制度的失望，對當權者的怒火，他說是為了捍衛價值而走出來，「變革到甚麼？九成是無可能的，根本不會得到我們想要的」。
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大概是那場社會運動的最佳寫照。這是命運，他是這樣理解的，這些都是無可迴避必然發生的，並非個人能夠影響或改變。
//否認警暴的意義//
他們在警署內，跪地、面壁，然後就是一連串的言語侮辱，他沒有太大感覺，卻在兩年多後，有了新的感受，「在庭上，所有作供的警員都否認有這件事」，他覺得很可笑，為何要說謊，根本沒有必要，「很齊心去deny真正發生過的事，這種事也要講大話？咩心態？」
哪怕是被人喝罵，但他總是好奇的四周觀察，他看見有人被打，被警員踩在腳下然後說「唔好扮嘢」，而另一警員則說「真係無反應喎」，那人才被送往醫院。
回到那個「為何需要說謊」的問題，他覺得按邏輯推論，有警暴不代表沒有暴動，兩者可以並存，「很有趣，為甚麼堅持deny？」如果，那是正義，是執法，是理所當然，是問心無愧，何須極力否認？
懸在半空的，不只是工作，感情亦然，等待審訊期間，他嘗試建立新的感情，卻感慨，根本無法投入，亦無法讓對方投入。開展一段關係前，他會跟對方說明自己的狀況，大家都明白這段關係也許沒有未來，他說這樣很難發展出深厚感情，「不需要別人等我，不想把事情弄得太悲情」。
但最糾結的，甚至不是進入一段關係，而是遇到喜歡的人，也根本不敢表白或發展，人際關係處於一種尷尬的狀態。
//2027見//
10年前，他從英國回港，升讀中文大學，那年的「反國教」以及之後的雨傘運動，他都有參與，回想起來，傘運實在是一種「年青人的浪漫」，佔領的人和事，讓他突然覺得香港人真的很美，全港最美的地方就是金鐘。
三年前的事，卻是另一個境界了，在他的記憶中，大部份都是衝突的場面，很多負面情緒，所有幻想破滅，「回憶令人很痛」。溶火後，未變鳳凰，只有無盡的黑暗。
2027年，他根本不敢想像，到底這個地方可以敗壞到怎樣的境地，那時候，他將會是33歲，「雖然還算年輕，但始終會有不安」。
8個月前，Auman進行了上庭前的最後一個計劃，就是麥徑全走，100公里的路程，走了四天，「無論如何，我會好好記着這100公里，不管以後面對任何挑戰，只要堅持行下去，那就可以了」。
「期待跟大家在下個章節再遇見」。期待。
Auman的Patreon: www.patreon.com/aumanyick
截圖來源：https://www.youtube.com/c/AUMANYICK
記者 梁嘉麗
20多天的審訊，5個月的等待，他站在犯人欄內，聽着宣判，50個月，跟他估計的差不多，只相差5個月。對他來說，這是一場毫無意義的鬧劇，他用「arbitrary」來形容這場所謂的審訊，「不是貶低，而是，難道這20多天能夠還原當天發生的事嘛？」
//消失了的速龍//
隔着圍欄，看着影片，畫面不斷重覆着，是為了證明那個時候，街上有數百人聚集。他說，這到底能夠代表甚麼？從已審結的案件中，他知道自己只需要「存在」於那個時空，就代表自己正在為事件「壯大聲勢」，已是「犯罪」，「根本跟個人的行為無關係，不用證明你做過甚麼，條例有非常含糊的地方，可以讓人隨意interpret」。
冗長的片段中，人聲雜沓，跟自己的案件完全無關，他覺得這些所謂的影像證據，有一種任意性，重覆着，讓人納悶。一種壓於心中的鬱結，無法抒解，而他坐在那裏，彷彿所有事情都在假裝跟自己有關，而自己卻被困在一個任意、一切也無法確定的空間中。
從第一天開始，他已知道控方沒有證人，只有環境證據，「不知道拉我的『速龍』是誰，只得一個後來處理的officer，得物證、環境證供，但我已知結果，不會太surprised」。律師收到控方的文件時，也不禁問，為何沒有證人，而口供紙中，亦沒有那名拘捕他的警員的口供。
然後，只花了半天，就完成了關於自己的審訊。被判囚50個月，幾個小時的審訊，沒有人證，進入虛無、任意狀態，他選擇不自辯，因為真的「無嘢好講」。
//「世界級」主控官//
中大法律系出身，Auman笑說自己讀書時甚少旁聽，犯人欄更是一個非常陌生的位置。身處其中，聽着同案人士的審訊，頓覺自己猶如劇場中的觀眾，「主控官真是世界級！」他記得，其中一名被告的證人是家傭，「她竟然問證人，同鄉有沒有收錢出去，全庭嘩然啊」。
「另一被告的證人是一個校長，她又竟然問對方知不知道其他學生有否出去，幸好法官叫停了她」。在這種時刻，荒誕就是日常，法律知識沒有讓他更理解眼前發生的一切，甚至懷疑過去28年人生中所認知的常識。
他覺得，主控官問這種跟案件毫無關聯的問題，純粹只為表達自己立場，「怎能夠問證人的同鄉或學生做了甚麼？根本就有agenda setting！」他又觀察到另一個現象，就是在那個荒謬的瞬間，庭上眾聲嘩然，他覺得這是大多數的聲音，跟主導審訊的人，形成強力的對立，「是一種很有趣的對比」。
//無法規劃人生//
「踢保」後半年，突然收到電話說要上庭，他形容是晴天霹靂，但最煎熬的卻是排期審訊那兩年，不知道何時開始審訊，不敢接一些較為長期的工作，那一刻他慶幸自己是一個YouTuber，工作比較彈性，「只想努力工作，不能想太多」。
疫症前主要是拍旅遊片段，這兩年無法外遊，心態上亦改變了不少，「10萬訂閱又如何？」他感慨，等待審訊期間工作沒有以前的積極，不想建立甚麼，「根本無法規劃人生，很難有長遠目標」。
6年前畢業，他一直都是做YouTuber，也有接不同的幕後工作，生活尚算安穩，但偶爾也會有迷茫的時候，尤其是為口奔馳，接過不少沒有滿足感的項目，「行內有很多勁人，有時會覺得自己不夠creative」。直至幾年後，才開始掌握到工作糊口與興趣之間的平衡點。
被捕那年，Auman是26歲，他覺得那是「集體」的事情，大家都被時代的洪流推着走，所有事情都有因果關係、環環相扣，「再行多一次，必然還是會發生的」，對制度的失望，對當權者的怒火，他說是為了捍衛價值而走出來，「變革到甚麼？九成是無可能的，根本不會得到我們想要的」。
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大概是那場社會運動的最佳寫照。這是命運，他是這樣理解的，這些都是無可迴避必然發生的，並非個人能夠影響或改變。
//否認警暴的意義//
他們在警署內，跪地、面壁，然後就是一連串的言語侮辱，他沒有太大感覺，卻在兩年多後，有了新的感受，「在庭上，所有作供的警員都否認有這件事」，他覺得很可笑，為何要說謊，根本沒有必要，「很齊心去deny真正發生過的事，這種事也要講大話？咩心態？」
哪怕是被人喝罵，但他總是好奇的四周觀察，他看見有人被打，被警員踩在腳下然後說「唔好扮嘢」，而另一警員則說「真係無反應喎」，那人才被送往醫院。
回到那個「為何需要說謊」的問題，他覺得按邏輯推論，有警暴不代表沒有暴動，兩者可以並存，「很有趣，為甚麼堅持deny？」如果，那是正義，是執法，是理所當然，是問心無愧，何須極力否認？
懸在半空的，不只是工作，感情亦然，等待審訊期間，他嘗試建立新的感情，卻感慨，根本無法投入，亦無法讓對方投入。開展一段關係前，他會跟對方說明自己的狀況，大家都明白這段關係也許沒有未來，他說這樣很難發展出深厚感情，「不需要別人等我，不想把事情弄得太悲情」。
但最糾結的，甚至不是進入一段關係，而是遇到喜歡的人，也根本不敢表白或發展，人際關係處於一種尷尬的狀態。
//2027見//
10年前，他從英國回港，升讀中文大學，那年的「反國教」以及之後的雨傘運動，他都有參與，回想起來，傘運實在是一種「年青人的浪漫」，佔領的人和事，讓他突然覺得香港人真的很美，全港最美的地方就是金鐘。
三年前的事，卻是另一個境界了，在他的記憶中，大部份都是衝突的場面，很多負面情緒，所有幻想破滅，「回憶令人很痛」。溶火後，未變鳳凰，只有無盡的黑暗。
2027年，他根本不敢想像，到底這個地方可以敗壞到怎樣的境地，那時候，他將會是33歲，「雖然還算年輕，但始終會有不安」。
8個月前，Auman進行了上庭前的最後一個計劃，就是麥徑全走，100公里的路程，走了四天，「無論如何，我會好好記着這100公里，不管以後面對任何挑戰，只要堅持行下去，那就可以了」。
「期待跟大家在下個章節再遇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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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圖來源：https://www.youtube.com/c/AUMANYICK
記者 梁嘉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