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政亨求情信
發表於 : 週四 6月 27, 2024 5:09 pm
編按：民主派初選 47 人案，法庭一連兩日處理被指是「組織者」五人的求情，其中唯一不認罪，經審訊裁定罪成的吳政亨，今日由律師代表讀出親自撰寫的求情信，吳政亨在信中講述自己對民主自由的堅持，重申從無參與35＋的組織，只是希望為初選出一分力。
＊＊＊
在整個審訊中，我被稱為第五被告或李伯盧(我的筆名)。我希望告訴法庭我的個人背景，以及我如何踏進公民和政治運動這個領域。
我於1978年在香港出生，13歲時隨父母移民澳洲。我在當地的新南威爾斯大學(UNSW)獲得理學學士(主修數學)及商學碩士(主修精算)學位。畢業後，我投身金融行業，並先後在澳洲及香港金融機構工作超過十年。我一生中從未與任何政黨有政治聯繫，亦從未於任何選舉參與競選。我以前没有任何案底。
於成長過程中，我不算太熱衷政治，因為我對政策的細節很少持強烈意見。然而，我一直堅信自由民主原則，亦確信權力互相制衡的社會價值，因為無論在任何體制中，成員總會在某些議題上持不同意見，而通常需要先處理這些分歧，才能使該群體得以蓬勃發展。
我認為，通過文明及民主方式去處理這些分歧，總好過以暴力或鎮壓手段去解決。而由於「權力使人腐敗，絕對權力則使人絕對腐敗」，我相信定期舉行公平公正的選舉，最能有效制衡權力，減少權力成為暴政的可能性。正因如此，我支持香港的民主運動，因我相信他們對民主的追求是一個高尚目標，同時，為著這城市的持續發展，它(對民主的追求)亦是一個理性的目標。
對我而言，明顯地，若然民主陣營能夠在立法會選舉中取得過半議席，並實現立法權力的和平轉移，這將會是香港民主運動的一大進步。這意味在任何一般政府議案上，民主陣營在審查其內容後，可以按他們的判斷選擇通過或否決該議案。這是民主陣營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史上，從未擁有過的重大權力。如果民主陣營能在行政長官選舉上同時獲勝，配合立法會內的過半議席，就可以組建一個真正的執政聯盟，取得管治權。這將對香港的民主格局產生永久性影響，我亦相信這將會是正面的影響。
然而，在民主陣營能夠贏得兩項選舉其中任何一項之前，顯然還有巨大的障礙需要克服。
首先，香港的選舉制度對民主陣營極為不利，這絕對是民主陣營過去未能憑藉選票優勢，贏得這兩場選舉的最主要原因。但我認為民主陣營總體來說，亦需為他們的落敗承擔某程度上的責任。
在過去一段太長的時間，我都一直為民主陣營內的持續內鬥痛心，這內鬥一直令民主陣營在選舉上，屢屢無法發揮最佳表現。而為了香港民主運動的前景，這些內部矛盾必須妥善處理。
如前所述，我認為處理這內部矛盾的最佳方法是通過文明而民主的程序去解決，亦即是通過民主陣營的內部初選。當這些內部矛盾得到妥善處理，而民主陣營內一眾人士能齊心向前，我認為再困難的目標都有達成的可能。
基於這個心路歷程，我對以上所形容的初選產生無限嚮往。但我亦明白，針對立法會大選的全民主陣營初選極難實行，觀乎在案發之前，此類初選從未能成功舉辦過，它的難度由此可見一斑。於是我立下決心，必須為實現這夢想盡一分力。
然而，即使我希望出一分力，也要面對一個明顯的障礙—我在政圈內是一個完完全全的無名氏。無論在公眾層面、政圈中人眼中，我都沒有任何知名度。從本案所有上庭作供的同案被告作證時，被問及有關本人的事情，都表示在案發時不認識我，這明顯地證明了上述說法。
以我的身份，對於在實現初選的過程中，能夠產生任何實質影響力的機會極微。不過，民主的其中一個可敬之處，就是在選舉中，無論投票者的身位地位如何，那一票都是算作一票，不多也不少。即使每一票的實質影響力有限，每一個選民都有權利，甚或可能是有義務，去貢獻這神聖一票。同樣地，儘管我在政治世界中完全是局外人，可以做到的是多麼的微不足道，我相信我有權利，甚至可能是我有義務，去為初選出一分力。
而我正正是抱着如此信念去發起「三投三不投」聯署。
在整個初選過程中，從頭到尾我都是一個局外人。正如法庭判詞所指、而我亦同意，我沒有參予組織「35+計劃」、 沒有參予協調會議，亦沒有在初選中參選。因此，當控方指控我是本案的組織者之一時，我感到非常驚訝。
我與第一被告戴耀庭教授的關係，實際上更像一個被無視的遊說團體與決策組織的關係。我其中一個主要倡議是「應將初選結果視為最終結果」。以九龍東選區為例，由於民主陣營在大選時，實際上最多只可望獲得三席，因此我認為初選時該區只應有三個優勝名單。可是，組織者堅持允許該選區有五個優勝名單, 並計劃在大選前再以民調作第二輪競賽。對我而言，這做法與初選的意義背道而馳，我為此多次向組織者及參選人提出抗議（包括第一被告於2020年5月 20日向參選人轉發的公開信），但我無法在此帶出任何改變。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的倡議中，要求參選人承諾否決財政預案從來都不是其中之一。說實在，在這成為公眾議題之前，我根本從來沒有這個想法，這亦絕對不是我當初支持初選及發起聯署的原因。
正如前文所說，我認為民主陣營獲得立去會過半議席，本身已是足夠明顯的好處，所以我從沒有想過需要更多額外條件。在某程度上，我甚至不認為這額外條件可取。因為我害怕這議題可能會在民主陣營參選人當中引發爭議，從而威脅到初選的實現。
當我認為參選人同意「共同綱領」時，我表示高興，但亦有明確表明我認為「協調成功」四字已是大快人心，根本無需看細節。因為令我高興的是參選人終於達到共識，令初選能夠順利舉行，而不是共識的內容本身。這亦解釋了當我之後得知「某些初選參選人拒絕簽署承諾否決財政預算案」，發現與之前「所有參選人都願意簽署」這一說法有所出入時，我懇求大家將這爭議放一旁，希望大家先聚焦於完成初選。
因為由始至終，我支持初選從來無關承諾否決財政預算案與否—我支持初選從來都僅是為了初選本身，與其他事宜無關。
最後值得留意的是，我一直盡我所能去確保「三投三不投」團隊遵守所有法律，無論是《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 《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或其他任何法律。我相信法治是自由民主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只有當合理的法例被制定，而這些法例被尊重和公正地執行，一個社會才有繁榮的希望。
我懇求法庭於決定本人刑期時考慮以上所述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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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個審訊中，我被稱為第五被告或李伯盧(我的筆名)。我希望告訴法庭我的個人背景，以及我如何踏進公民和政治運動這個領域。
我於1978年在香港出生，13歲時隨父母移民澳洲。我在當地的新南威爾斯大學(UNSW)獲得理學學士(主修數學)及商學碩士(主修精算)學位。畢業後，我投身金融行業，並先後在澳洲及香港金融機構工作超過十年。我一生中從未與任何政黨有政治聯繫，亦從未於任何選舉參與競選。我以前没有任何案底。
於成長過程中，我不算太熱衷政治，因為我對政策的細節很少持強烈意見。然而，我一直堅信自由民主原則，亦確信權力互相制衡的社會價值，因為無論在任何體制中，成員總會在某些議題上持不同意見，而通常需要先處理這些分歧，才能使該群體得以蓬勃發展。
我認為，通過文明及民主方式去處理這些分歧，總好過以暴力或鎮壓手段去解決。而由於「權力使人腐敗，絕對權力則使人絕對腐敗」，我相信定期舉行公平公正的選舉，最能有效制衡權力，減少權力成為暴政的可能性。正因如此，我支持香港的民主運動，因我相信他們對民主的追求是一個高尚目標，同時，為著這城市的持續發展，它(對民主的追求)亦是一個理性的目標。
對我而言，明顯地，若然民主陣營能夠在立法會選舉中取得過半議席，並實現立法權力的和平轉移，這將會是香港民主運動的一大進步。這意味在任何一般政府議案上，民主陣營在審查其內容後，可以按他們的判斷選擇通過或否決該議案。這是民主陣營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史上，從未擁有過的重大權力。如果民主陣營能在行政長官選舉上同時獲勝，配合立法會內的過半議席，就可以組建一個真正的執政聯盟，取得管治權。這將對香港的民主格局產生永久性影響，我亦相信這將會是正面的影響。
然而，在民主陣營能夠贏得兩項選舉其中任何一項之前，顯然還有巨大的障礙需要克服。
首先，香港的選舉制度對民主陣營極為不利，這絕對是民主陣營過去未能憑藉選票優勢，贏得這兩場選舉的最主要原因。但我認為民主陣營總體來說，亦需為他們的落敗承擔某程度上的責任。
在過去一段太長的時間，我都一直為民主陣營內的持續內鬥痛心，這內鬥一直令民主陣營在選舉上，屢屢無法發揮最佳表現。而為了香港民主運動的前景，這些內部矛盾必須妥善處理。
如前所述，我認為處理這內部矛盾的最佳方法是通過文明而民主的程序去解決，亦即是通過民主陣營的內部初選。當這些內部矛盾得到妥善處理，而民主陣營內一眾人士能齊心向前，我認為再困難的目標都有達成的可能。
基於這個心路歷程，我對以上所形容的初選產生無限嚮往。但我亦明白，針對立法會大選的全民主陣營初選極難實行，觀乎在案發之前，此類初選從未能成功舉辦過，它的難度由此可見一斑。於是我立下決心，必須為實現這夢想盡一分力。
然而，即使我希望出一分力，也要面對一個明顯的障礙—我在政圈內是一個完完全全的無名氏。無論在公眾層面、政圈中人眼中，我都沒有任何知名度。從本案所有上庭作供的同案被告作證時，被問及有關本人的事情，都表示在案發時不認識我，這明顯地證明了上述說法。
以我的身份，對於在實現初選的過程中，能夠產生任何實質影響力的機會極微。不過，民主的其中一個可敬之處，就是在選舉中，無論投票者的身位地位如何，那一票都是算作一票，不多也不少。即使每一票的實質影響力有限，每一個選民都有權利，甚或可能是有義務，去貢獻這神聖一票。同樣地，儘管我在政治世界中完全是局外人，可以做到的是多麼的微不足道，我相信我有權利，甚至可能是我有義務，去為初選出一分力。
而我正正是抱着如此信念去發起「三投三不投」聯署。
在整個初選過程中，從頭到尾我都是一個局外人。正如法庭判詞所指、而我亦同意，我沒有參予組織「35+計劃」、 沒有參予協調會議，亦沒有在初選中參選。因此，當控方指控我是本案的組織者之一時，我感到非常驚訝。
我與第一被告戴耀庭教授的關係，實際上更像一個被無視的遊說團體與決策組織的關係。我其中一個主要倡議是「應將初選結果視為最終結果」。以九龍東選區為例，由於民主陣營在大選時，實際上最多只可望獲得三席，因此我認為初選時該區只應有三個優勝名單。可是，組織者堅持允許該選區有五個優勝名單, 並計劃在大選前再以民調作第二輪競賽。對我而言，這做法與初選的意義背道而馳，我為此多次向組織者及參選人提出抗議（包括第一被告於2020年5月 20日向參選人轉發的公開信），但我無法在此帶出任何改變。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的倡議中，要求參選人承諾否決財政預案從來都不是其中之一。說實在，在這成為公眾議題之前，我根本從來沒有這個想法，這亦絕對不是我當初支持初選及發起聯署的原因。
正如前文所說，我認為民主陣營獲得立去會過半議席，本身已是足夠明顯的好處，所以我從沒有想過需要更多額外條件。在某程度上，我甚至不認為這額外條件可取。因為我害怕這議題可能會在民主陣營參選人當中引發爭議，從而威脅到初選的實現。
當我認為參選人同意「共同綱領」時，我表示高興，但亦有明確表明我認為「協調成功」四字已是大快人心，根本無需看細節。因為令我高興的是參選人終於達到共識，令初選能夠順利舉行，而不是共識的內容本身。這亦解釋了當我之後得知「某些初選參選人拒絕簽署承諾否決財政預算案」，發現與之前「所有參選人都願意簽署」這一說法有所出入時，我懇求大家將這爭議放一旁，希望大家先聚焦於完成初選。
因為由始至終，我支持初選從來無關承諾否決財政預算案與否—我支持初選從來都僅是為了初選本身，與其他事宜無關。
最後值得留意的是，我一直盡我所能去確保「三投三不投」團隊遵守所有法律，無論是《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 《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或其他任何法律。我相信法治是自由民主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只有當合理的法例被制定，而這些法例被尊重和公正地執行，一個社會才有繁榮的希望。
我懇求法庭於決定本人刑期時考慮以上所述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