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彤在今年1月曾因違反監獄規則被罰單獨囚禁約一週）
發表於 : 週六 3月 18, 2023 4:56 pm
（幸彤在今年1月曾因違反監獄規則被罰單獨囚禁約一週）
這次去水記，其實是因為很小學雞的原因——貪玩，攞牛奶做實驗，想試下能否變芝士——一點都不偉大，也沒有什麼挑戰壞規矩的意味在，就是單純的，犯規了，而且是明知故犯。
在這裏犯規，也得走一趟類似審訊的程序，會有人向你讀出指控，問你認不認罪，傳召證人作供，然後長官會判罰和對你訓斥一通。規矩在那，沒什麼可拗的，只能乖乖認罪，企定受靶，承諾不會再犯。當我回想自己為什麼會這樣做，還會不會這樣做，我發現第一條問題問錯了，第二條是不會，但原因卻有點奇怪。
你說我有很強烈的理由要去做芝士嗎？當然沒有啊，又不是什麼必需品，只是好玩和（高尚那麼一丁點的說法）不想白白倒掉好好的食物而已。可問題是，我也感受不到什麼很強烈的理由不去這樣做，除了說這事是犯規的這單薄的一點。
「守法」、「合作」，似乎是那麼理所當然的公共美德，以至規矩的存在，就彷彿已自證了其正當性。因此我們總慣性地要求犯規的人去解釋，去提供一些超級無敵勁的理由去凌駕假定正當的規矩。我們卻鮮會把同樣的要求加諸規定本身，要求「規矩」去解釋它存在的理由，讓「犯規者」和「規矩」有平等對質的機會。
監獄大概就是一個充斥著最多不可理喻的規矩的地方，至少對受這些規矩管束的人而言：不准分享，不准送贈，不准保留，不准創造， 不准打招呼，必須打招呼，必須丟棄有用的東西⋯⋯從監獄的管理者的角度來說，這些規矩當然都是有原因的，比如方便管理，但如果把監規想像成這個封閉的小社會的「法律」，那就是最典型的「以法治國」思維，法律和社會的是非觀是不相干的，只是赤裸裸的控制社會的工具。
在這樣的社會中，法律也不一定時時刻刻去到一個顯然不公義的、無法履行的「暴政」的程度，畢竟這樣的法律是會連管理的作用都達不到的。更多的時候它的規定對人們來說會是無所謂的、沒意義的，人們理解不了守法有什麼對，犯法有什麼錯，但作為沒有權利，只是被管理的客體，沒有資格去問為什麼，沒有權力去改變其內容，只有乖乖聽話的份。
我們總愛說法治的重點不只是守法，而是對法律的內容和立法程序都有所要求，不會隨便認可任何規矩為「法」，但在日常生活中，好像總只有守法——守所有的法，包括合理的、不合理的法——是實在而可以執行的。對法律本身是否符合法治要求的質疑，往往只是停留在講完就算的階段，或當成純是象牙塔內的討論，或只交給某幾個癲癲地的刁民去挑戰。但如果我們對法治是認真的，而不是唸口簧，就該看到它還要求著一種頗為激進的、觀念上的改變。它要求我們不能不加思索地跌入要求「罪犯」解釋自己的邏輯，而是要先去檢視使人成為罪犯的規則合不合理。我們對違法的人嚴厲，對違法的法卻寬宏大量，這其實是頗奇怪的。
國安法是比較明顯的例子——真正需要解釋的，是比如說為什麼不能做國際遊說，而不是為什麼我們要去「勾結外國勢力」，甚至去諸般解釋為什麼我們的行為不是遊說不是勾結。因為規矩的出現就連自己的思考方式、說話邏輯也跟著改變，連根本的對錯判斷也跟著飄移，變成規矩的奴隸，這才是法治的第一課。
這個道理其實並不限於政治罪，而是通用於社會上的各種罪名。比如說，對於製造所謂「假難民」的制度，我們又是否能有更多批判反思，而不只是汲汲於要趕走「違法者」？
壞規矩會讓正常人都變成違法者，這看似是常識，但要將其落到實處，跳出那種規則先行的思維慣性，卻殊不容易。就連我剛開始這篇文章時，也是很自然地往解釋自己的行為去說起。所以我才會說，想深一層才發現，第一個問題問錯了。
當所有人真正擁抱法治精神，對法律都有所要求而非只是滿足於盲目服從，自然會引申出立法過程必須公開透明，立法者必須要去解釋、去說服等等看似屬於民主政治的要求。法治與民主，從來就密不可分。在一個缺乏民主的「以法治國」之地，其實會連服從也難以維持。
再拿這次的水記經歷做例子，這次的懲罰讓我學到了什麼呢？是否如懲教所願般學懂「守法」呢？呃，其實案麼一大通程序走下來，我還是看不到整芝士本身有什麼錯，也感受不到什麼悔意，畢竟真誠的悔意必然是基於自己做錯了事的判斷啊。雖然達不成「錯」的判斷，但多少有點顯得憨居和「瘀」，因為代價和得益不成正比，而且不介意獨囚是一回事，但整套程序帶來的屈辱感卻是實在。不論是那句必須講出口的認罪，只能認可的訓斥，性質公開的處罰（「審訊」雖然不公開，但人在水記這事沒有秘密），還是姑娘們好心的勸說，都在反覆灌輸「羞」的感受，不論有沒有理性理由要覺得羞恥。兩相權衡，似乎還是有好些「守法」的原因的。
可要是我們再仔細想像，這許許多多原因其實都只歸於一點，不想受罰，而非不想犯規。而不想受罰，除了「傻更更」地去守法之外，還會有十萬八千種更「聰明」的規避之法。當人們看不到規矩本身的意義，便也沒任何理由去選擇守規矩而非其他避罰的法子。
若說監獄的嚴刑峻法是要讓囚犯學會守規矩，我只能說它用的方法著實適得其反。拿我自己來說，明明我從小都算是聽話的好孩子、好學生，到這裏後卻搖身一變成了邊青（咳咳，容我扮兩秒青年），老是在違規的邊緣反覆試探。這大概不是因為我突然性情大變，而是得歸功於監獄的「優良教育」，讓人無法理解無法認同的嚴厲法規，是維繫不了真正的秩序的；它只會讓人們日益失去對法律的尊重，將原本傾向合作和守法的人都「教育」成避法者，令維繫社會的信任日漸崩解。缺乏正義的秩序是建於浮沙之上的，一觸即潰。
可我在文首也說過，我以後不會做芝士了，但理由卻有點奇怪，不是基於對監規的忽然尊重，而還是歸結於對自己的尊重——因為我說出口不再做這事了。就算這承諾多少顯得有點為勢所逼，但我始終是可以選擇不說這話的；說了，就得對說過的話負責。
制度再壞，我們總要為自己的人生負責，不能把所有責任都推給時勢，歸於無可奈何。即便必須作某程度的妥協，也得清楚那些定義自己的底線和原則為何，而不是全然放棄自己去隨波逐流。於我，不打誑語，不出賣同伴，是其中兩條最明顯的底線，我可以為了在獄中好好活下去表示某程度的順從（叫早午晚安也是種妥協啊），但我斷不會說我不打算守的承諾（所以我這種人做不了間諜⋯⋯），也之所以在國安讓支聯會交資料時，我從未有過半分猶疑，不論「規矩本位」的法理分析能得出什麼結論，那本質上就是一件踩了底線的、不可能去做的事。
當制度崩壞，權威失效，我們或會失去一個公共的、判斷對錯的捷徑，卻不等於我們要連帶放棄判斷對錯、向善去惡的能力，或需要學習，或需要適應，或需要很多很多的反思與嘗試，代價與錯判——但萬不能放棄、忘卻是非。
祝我，「可以幾多黑暗都不黑暗」。
鄒幸彤
這次去水記，其實是因為很小學雞的原因——貪玩，攞牛奶做實驗，想試下能否變芝士——一點都不偉大，也沒有什麼挑戰壞規矩的意味在，就是單純的，犯規了，而且是明知故犯。
在這裏犯規，也得走一趟類似審訊的程序，會有人向你讀出指控，問你認不認罪，傳召證人作供，然後長官會判罰和對你訓斥一通。規矩在那，沒什麼可拗的，只能乖乖認罪，企定受靶，承諾不會再犯。當我回想自己為什麼會這樣做，還會不會這樣做，我發現第一條問題問錯了，第二條是不會，但原因卻有點奇怪。
你說我有很強烈的理由要去做芝士嗎？當然沒有啊，又不是什麼必需品，只是好玩和（高尚那麼一丁點的說法）不想白白倒掉好好的食物而已。可問題是，我也感受不到什麼很強烈的理由不去這樣做，除了說這事是犯規的這單薄的一點。
「守法」、「合作」，似乎是那麼理所當然的公共美德，以至規矩的存在，就彷彿已自證了其正當性。因此我們總慣性地要求犯規的人去解釋，去提供一些超級無敵勁的理由去凌駕假定正當的規矩。我們卻鮮會把同樣的要求加諸規定本身，要求「規矩」去解釋它存在的理由，讓「犯規者」和「規矩」有平等對質的機會。
監獄大概就是一個充斥著最多不可理喻的規矩的地方，至少對受這些規矩管束的人而言：不准分享，不准送贈，不准保留，不准創造， 不准打招呼，必須打招呼，必須丟棄有用的東西⋯⋯從監獄的管理者的角度來說，這些規矩當然都是有原因的，比如方便管理，但如果把監規想像成這個封閉的小社會的「法律」，那就是最典型的「以法治國」思維，法律和社會的是非觀是不相干的，只是赤裸裸的控制社會的工具。
在這樣的社會中，法律也不一定時時刻刻去到一個顯然不公義的、無法履行的「暴政」的程度，畢竟這樣的法律是會連管理的作用都達不到的。更多的時候它的規定對人們來說會是無所謂的、沒意義的，人們理解不了守法有什麼對，犯法有什麼錯，但作為沒有權利，只是被管理的客體，沒有資格去問為什麼，沒有權力去改變其內容，只有乖乖聽話的份。
我們總愛說法治的重點不只是守法，而是對法律的內容和立法程序都有所要求，不會隨便認可任何規矩為「法」，但在日常生活中，好像總只有守法——守所有的法，包括合理的、不合理的法——是實在而可以執行的。對法律本身是否符合法治要求的質疑，往往只是停留在講完就算的階段，或當成純是象牙塔內的討論，或只交給某幾個癲癲地的刁民去挑戰。但如果我們對法治是認真的，而不是唸口簧，就該看到它還要求著一種頗為激進的、觀念上的改變。它要求我們不能不加思索地跌入要求「罪犯」解釋自己的邏輯，而是要先去檢視使人成為罪犯的規則合不合理。我們對違法的人嚴厲，對違法的法卻寬宏大量，這其實是頗奇怪的。
國安法是比較明顯的例子——真正需要解釋的，是比如說為什麼不能做國際遊說，而不是為什麼我們要去「勾結外國勢力」，甚至去諸般解釋為什麼我們的行為不是遊說不是勾結。因為規矩的出現就連自己的思考方式、說話邏輯也跟著改變，連根本的對錯判斷也跟著飄移，變成規矩的奴隸，這才是法治的第一課。
這個道理其實並不限於政治罪，而是通用於社會上的各種罪名。比如說，對於製造所謂「假難民」的制度，我們又是否能有更多批判反思，而不只是汲汲於要趕走「違法者」？
壞規矩會讓正常人都變成違法者，這看似是常識，但要將其落到實處，跳出那種規則先行的思維慣性，卻殊不容易。就連我剛開始這篇文章時，也是很自然地往解釋自己的行為去說起。所以我才會說，想深一層才發現，第一個問題問錯了。
當所有人真正擁抱法治精神，對法律都有所要求而非只是滿足於盲目服從，自然會引申出立法過程必須公開透明，立法者必須要去解釋、去說服等等看似屬於民主政治的要求。法治與民主，從來就密不可分。在一個缺乏民主的「以法治國」之地，其實會連服從也難以維持。
再拿這次的水記經歷做例子，這次的懲罰讓我學到了什麼呢？是否如懲教所願般學懂「守法」呢？呃，其實案麼一大通程序走下來，我還是看不到整芝士本身有什麼錯，也感受不到什麼悔意，畢竟真誠的悔意必然是基於自己做錯了事的判斷啊。雖然達不成「錯」的判斷，但多少有點顯得憨居和「瘀」，因為代價和得益不成正比，而且不介意獨囚是一回事，但整套程序帶來的屈辱感卻是實在。不論是那句必須講出口的認罪，只能認可的訓斥，性質公開的處罰（「審訊」雖然不公開，但人在水記這事沒有秘密），還是姑娘們好心的勸說，都在反覆灌輸「羞」的感受，不論有沒有理性理由要覺得羞恥。兩相權衡，似乎還是有好些「守法」的原因的。
可要是我們再仔細想像，這許許多多原因其實都只歸於一點，不想受罰，而非不想犯規。而不想受罰，除了「傻更更」地去守法之外，還會有十萬八千種更「聰明」的規避之法。當人們看不到規矩本身的意義，便也沒任何理由去選擇守規矩而非其他避罰的法子。
若說監獄的嚴刑峻法是要讓囚犯學會守規矩，我只能說它用的方法著實適得其反。拿我自己來說，明明我從小都算是聽話的好孩子、好學生，到這裏後卻搖身一變成了邊青（咳咳，容我扮兩秒青年），老是在違規的邊緣反覆試探。這大概不是因為我突然性情大變，而是得歸功於監獄的「優良教育」，讓人無法理解無法認同的嚴厲法規，是維繫不了真正的秩序的；它只會讓人們日益失去對法律的尊重，將原本傾向合作和守法的人都「教育」成避法者，令維繫社會的信任日漸崩解。缺乏正義的秩序是建於浮沙之上的，一觸即潰。
可我在文首也說過，我以後不會做芝士了，但理由卻有點奇怪，不是基於對監規的忽然尊重，而還是歸結於對自己的尊重——因為我說出口不再做這事了。就算這承諾多少顯得有點為勢所逼，但我始終是可以選擇不說這話的；說了，就得對說過的話負責。
制度再壞，我們總要為自己的人生負責，不能把所有責任都推給時勢，歸於無可奈何。即便必須作某程度的妥協，也得清楚那些定義自己的底線和原則為何，而不是全然放棄自己去隨波逐流。於我，不打誑語，不出賣同伴，是其中兩條最明顯的底線，我可以為了在獄中好好活下去表示某程度的順從（叫早午晚安也是種妥協啊），但我斷不會說我不打算守的承諾（所以我這種人做不了間諜⋯⋯），也之所以在國安讓支聯會交資料時，我從未有過半分猶疑，不論「規矩本位」的法理分析能得出什麼結論，那本質上就是一件踩了底線的、不可能去做的事。
當制度崩壞，權威失效，我們或會失去一個公共的、判斷對錯的捷徑，卻不等於我們要連帶放棄判斷對錯、向善去惡的能力，或需要學習，或需要適應，或需要很多很多的反思與嘗試，代價與錯判——但萬不能放棄、忘卻是非。
祝我，「可以幾多黑暗都不黑暗」。
鄒幸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