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從14歲到19歲，曾有五年時間長期在鏡頭下被拍（該套紀錄片《Joushua: Teenager vs. Superpower》至今仍在Netflix上架）。少年時期跟拍攝人員打交道的經驗，令我對於《給十九歲的我》紀錄片本身及其引發的倫理爭議，都份外關心與留意。
相較之下，固然慶幸自己被拍的經歷來得較為順利，但同為在學成長歷程搬上了大銀幕放映的當事人，對於《給》主角們的顧慮與難堪亦有多一份理解。因為我都曾經歷過，明白到忽然承受大量公眾目光的種種不容易...
一套紀錄片的迴響能夠對主角造成的影響，成年的界限實際上沒有關係。有時候，十六、七歲的學生對於紀錄片呈現的敍事會造成什麼樣的反應以至網絡迴響，可能比六、七十歲的長輩有更清晰更接近現實的認知。
上映風波的討論，很多時側重該由哪一方承擔責任，然而更值得探討的是，各方對「拍攝紀錄片公映」所造成迴響及輿論的認知落差。2011年開始拍攝《給》的時候，家長、校方高層甚至導演等「成年人們」，當時有多少人有使用社交網絡的習慣？
有人或會認為，追溯12年前的人以當時有限的網絡認知去評估紀錄片上映的迴響意義不大，不過隨着網絡生態迅速演變，主角們也正值成長，都幾肯定六位女生對在網上討論區或社交媒體被「開post」議論，被公開評頭品足是什麼一回事，比起導演及校方高層等長輩有更敏銳的觸覺及整全理解。對當今網絡生態可衍生怎樣具體的壓力，最熟知的，反而是在大人眼中未夠成熟的年輕人。
收到不明來歷，或熱心或惡意的訊息，發到私人Facebook/IG帳戶塞滿inbox；在地鐵車廂、或進到餐廳時總是好像有人認得自己，難免坐立不安，忐忑地諗「唔知對方點睇自己呢⋯⋯？」；還有在街上被路人截停跟自己說一大堆觀後感，略有尷尬猶豫萌生兼不習慣怎應對。我猜這類情況多少有在幾位女生身上發生，因我都曾經歷過。
人是生、同意書是死，輿論氛圍更是千變萬化，若果擺一紙文書上檯就可擺平所有的不安和爭端，這個世界應該不會有心理醫生和公關顧問的存在。紀錄片的公眾討論度越高，無疑會為片中的主角的現實生活帶來更多變化及或正或負的影響；還有一點大概攝製團隊及校方可能也不以為意，就是坊間討論的熱度同時賦予拍攝對象在公共領域增加話語權，甚至超越導演和發行商官方宣傳的輿論影響力，能左右紀錄片在公眾心目中具說服力的定調。這些實況，斷不是十年前五年前的導演想像主角們「反叛」行為所能理解的。
或說成熟二字不必然與年長掛勾，天真二字亦不必與年輕劃上等號，與年輕人同行尤其重要的一點，其實正是不要時刻「凝住」對方是年輕人。當對方感受到被對等地平視而非俯視，方構成相互理解與尊重的基礎。
────────────────
全文連見請見 https://www.patreon.com/posts/81778911
懇請訂閱Patreon《獄中書簡》，支持之鋒
────────────────
九龍中央郵政局郵政信箱73962號(信封毋須註明姓名)黃之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