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何謂法治，近日開展了一場有意思的隔空思辯。
發表於 : 週二 11月 28, 2023 1:37 am
對於何謂法治，近日開展了一場有意思的隔空思辯。
一邊廂，是律政司司長林定國，他在法治教育論壇之上，大談他心目中的法治；另一邊廂，是正被長期關押的鄒幸彤，獲得歐洲律師協會人權獎，她在獄中寫了一篇致謝辭，分享她的看法。
兩件幾乎同時發生的事，巧合地展現了對於「法治」，截然不同的觀點。
林定國的說法，是他作為香港行政機關的法律首長，在官方主辦的教育論壇的表述，這套「法治觀」，既是官方立場，亦是政權希望下一代接收、接受的價值觀。
他提出的，其實是相當常見的一套：法律應該要有合理的透明度，對人權自由有合理保障，但又不能毫無節制，平衡點的基本，是行使個人自由不能影響他人，更重要的是，法律要能有效落實執行，「法律幾好，執行唔到都無意思」，更強調市民要自主、自覺守法，以至提出他每日都會觀察市民過馬路的「法官指數」。
講到底，官方的一套，就是法律必須遵守，即使有人覺得，法律本身並不永遠合理正確，「你覺得唔公道，係你個人意見」，林定國認為公道、正義、公平「係無一個定義」，700 萬人可能有 700 萬套標準，但不能因為不同意法律就不遵守，「點可以純粹係自己覺得公平，用自己標準決定自己遵唔遵守法律，個世界會變成點」，而即使法律真的有問題，都應該和平理性按程序爭取改變，更重要的，是由有獨立審判權的司法機關，去判斷誰是誰非。
身在監獄的鄒幸彤，撰寫致謝辭時，當然不知道林定國的講法，只是類似的一套過去幾年官方已重覆過很多次，鄒幸彤在她的講辭中提到一句，「將法律偶像化」，恰恰就是林定國講法的縮影，將法律放在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
但鄒幸彤不同意。
她說規則或法律，最終都是取決於由誰去制定、解釋和執行，法律本身並非「神聖、絕對的真理」，歸根究底是「權力的表述」，而由不公正權力支撐的法律，「可能帶來最恐怖的噩夢」，納粹大屠殺、新疆維吾爾人的迫害，都是通過法律，「由此，法律成為安撫我們的良心 、麻痺我們惡行的藉口。」
她舉例，香港成千上萬的抗爭者，因為港英遺留下來的公安條例被拘禁，煽動罪成為警方打擊言論自由的武器，陳伯在獅子山舉書法，被指控違反《郊野公園條例》，異見政黨因為反洗黑錢法規，被銀行拒之門外。
林定國提到過，香港的法例都受國際人權法約束，但鄒幸彤卻認為，在這些官方的宣告背後，實際上人權被肆無忌憚踐踏，「只不過是法典上的裝飾」，過去幾年許多最嚴重侵犯人權行為，其實都是經法院批准或執行，「不是因為法官突然忘記了我們的人權法」，而是法律一直被重新詮釋，例如經常被高舉的國家安全，法庭照單全收中共的敘述，如此下來，獨立的法院只會「淪為黨的意旨的執行者」，結果監獄被良心犯塞滿，繼續去強調司法仍然獨立，「實際上無關痛癢」。
「當「獨立」的法院「自願」監禁異見人士並摧毀公民社會時，還有什麼需要干預的呢？」鄒幸彤如此反問。
兩套對法治的觀念，誰是誰非自有公論，但或許我們更應留意到的是，其中一套觀念正被不斷地高舉強化，試圖被豎立為不容挑戰的絕對真理，另一套卻被埋藏在權力和鐵窗背後，徹底消失在大眾的目光之外，甚至如此引述都可能會被扣上煽動的帽子，一如《立場》案其中一篇「罪證」，就是鄒幸彤當年獲得另一個人權獎的報道內容。
可怕的不是社會對法治有不同詮釋，而是與官方相左的意見完全被噤聲至消亡，一如終審法院外，懲教署為了撤底阻隔鏡頭、不讓鄒幸彤被人看見而拉起的那塊遮光布。
一邊廂，是律政司司長林定國，他在法治教育論壇之上，大談他心目中的法治；另一邊廂，是正被長期關押的鄒幸彤，獲得歐洲律師協會人權獎，她在獄中寫了一篇致謝辭，分享她的看法。
兩件幾乎同時發生的事，巧合地展現了對於「法治」，截然不同的觀點。
林定國的說法，是他作為香港行政機關的法律首長，在官方主辦的教育論壇的表述，這套「法治觀」，既是官方立場，亦是政權希望下一代接收、接受的價值觀。
他提出的，其實是相當常見的一套：法律應該要有合理的透明度，對人權自由有合理保障，但又不能毫無節制，平衡點的基本，是行使個人自由不能影響他人，更重要的是，法律要能有效落實執行，「法律幾好，執行唔到都無意思」，更強調市民要自主、自覺守法，以至提出他每日都會觀察市民過馬路的「法官指數」。
講到底，官方的一套，就是法律必須遵守，即使有人覺得，法律本身並不永遠合理正確，「你覺得唔公道，係你個人意見」，林定國認為公道、正義、公平「係無一個定義」，700 萬人可能有 700 萬套標準，但不能因為不同意法律就不遵守，「點可以純粹係自己覺得公平，用自己標準決定自己遵唔遵守法律，個世界會變成點」，而即使法律真的有問題，都應該和平理性按程序爭取改變，更重要的，是由有獨立審判權的司法機關，去判斷誰是誰非。
身在監獄的鄒幸彤，撰寫致謝辭時，當然不知道林定國的講法，只是類似的一套過去幾年官方已重覆過很多次，鄒幸彤在她的講辭中提到一句，「將法律偶像化」，恰恰就是林定國講法的縮影，將法律放在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
但鄒幸彤不同意。
她說規則或法律，最終都是取決於由誰去制定、解釋和執行，法律本身並非「神聖、絕對的真理」，歸根究底是「權力的表述」，而由不公正權力支撐的法律，「可能帶來最恐怖的噩夢」，納粹大屠殺、新疆維吾爾人的迫害，都是通過法律，「由此，法律成為安撫我們的良心 、麻痺我們惡行的藉口。」
她舉例，香港成千上萬的抗爭者，因為港英遺留下來的公安條例被拘禁，煽動罪成為警方打擊言論自由的武器，陳伯在獅子山舉書法，被指控違反《郊野公園條例》，異見政黨因為反洗黑錢法規，被銀行拒之門外。
林定國提到過，香港的法例都受國際人權法約束，但鄒幸彤卻認為，在這些官方的宣告背後，實際上人權被肆無忌憚踐踏，「只不過是法典上的裝飾」，過去幾年許多最嚴重侵犯人權行為，其實都是經法院批准或執行，「不是因為法官突然忘記了我們的人權法」，而是法律一直被重新詮釋，例如經常被高舉的國家安全，法庭照單全收中共的敘述，如此下來，獨立的法院只會「淪為黨的意旨的執行者」，結果監獄被良心犯塞滿，繼續去強調司法仍然獨立，「實際上無關痛癢」。
「當「獨立」的法院「自願」監禁異見人士並摧毀公民社會時，還有什麼需要干預的呢？」鄒幸彤如此反問。
兩套對法治的觀念，誰是誰非自有公論，但或許我們更應留意到的是，其中一套觀念正被不斷地高舉強化，試圖被豎立為不容挑戰的絕對真理，另一套卻被埋藏在權力和鐵窗背後，徹底消失在大眾的目光之外，甚至如此引述都可能會被扣上煽動的帽子，一如《立場》案其中一篇「罪證」，就是鄒幸彤當年獲得另一個人權獎的報道內容。
可怕的不是社會對法治有不同詮釋，而是與官方相左的意見完全被噤聲至消亡，一如終審法院外，懲教署為了撤底阻隔鏡頭、不讓鄒幸彤被人看見而拉起的那塊遮光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