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李怡今早於台灣逝世，終年86歲。撰寫中的《失敗者回憶錄》正記載過往香港的大事件及個人經歷。
在2015，李怡在香港電台《一分鐘閱讀》的節目中，分享哲學家卡爾•波柏（Karl Popper）時感言：「儘管真理往往敵不過強權，但強權永遠無法代替真理。因為強權永遠無法代替真理，所以只要堅持這信念的人越來越多，那麼真理總有戰勝強權的一天。
世上許多強權者，把真理不敵強權奉為圭臬，甚至把強權當作真理。許多相信真理不敵強權的人，會傾向認命；但相信強權永遠無法代替真理的人，會選擇用各種手段繼續抗爭，為了忠於自己而拒絕認命。」
Posted on IG @edunewshk
圖片來源： 眾新聞
#強權永遠無法代替真理
#李怡 #失敗者回憶錄 #不認命 #堅持信念
李怡於台灣逝世
Re: 李怡於台灣逝世
香港知名作家李怡周三凌晨在台灣病逝 終年87歲
國安法通過前夕接受訪問 : 從「愛國」到反共
報導：自由亞洲粵語 @rfacantonese
原名李秉堯的李怡，1936年在廣州出生，戰亂期間於1948年移居來港。數年前，他曾發文這樣形容香港：「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給我更多，使我更愛，縱使日漸變色也只激勵我老驥伏櫪，要螳臂擋車力抗沉淪」。
李怡其一生筆下記錄了六七暴動、九七回歸、八九民運、佔領運動、反送中運動等多個重要歷史時刻。他2020年初接受本台多次專訪回顧逾半世紀的寫作生涯時，感歎近年香港的前境只有悲觀，直至去年一場反修例運動，湧現了一班勇武抗爭的年輕人，展現無畏無懼的犧牲精神，令他在晚年對香港重燃希望。
#強權永遠無法代替真理
#李怡 #安息 #RIP #失敗者回憶錄 #不認命 #堅持信念 #風骨 #反共
國安法通過前夕接受訪問 : 從「愛國」到反共
報導：自由亞洲粵語 @rfacantonese
原名李秉堯的李怡，1936年在廣州出生，戰亂期間於1948年移居來港。數年前，他曾發文這樣形容香港：「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給我更多，使我更愛，縱使日漸變色也只激勵我老驥伏櫪，要螳臂擋車力抗沉淪」。
李怡其一生筆下記錄了六七暴動、九七回歸、八九民運、佔領運動、反送中運動等多個重要歷史時刻。他2020年初接受本台多次專訪回顧逾半世紀的寫作生涯時，感歎近年香港的前境只有悲觀，直至去年一場反修例運動，湧現了一班勇武抗爭的年輕人，展現無畏無懼的犧牲精神，令他在晚年對香港重燃希望。
#強權永遠無法代替真理
#李怡 #安息 #RIP #失敗者回憶錄 #不認命 #堅持信念 #風骨 #反共
Re: 李怡於台灣逝世
香港著名作家李怡逝世，享年 87 歲。
他生前最後一篇公開發表的文章「想忘記，又不能忘記的過去」，在9月15日發布，憶及2019年反修例示威，指當年的運動是「想忘記，又不能忘記的過去」，指這段過去不能忘記，是因為這段過去「無比壯烈」，即使結局是悲劇，「但誰能料到它不會成為未來的生機？」
李怡在文章中指，在反修例示威期間，「每天看著電視畫面上警察對抗爭者的暴打，施放催淚彈、橡膠彈甚至真槍實彈」，他感到憤怒，並對年輕人「勇武抗爭」痛心，多個晚上緊盯電視「流著眼淚」，「心裡叫那些年輕人不要以卵擊石地衝擊呀！」但他講不出口，因為這些年輕人是在和平手段用盡而得不到政府回應，「只有在抗爭中才感到自由。」他亦多次忍不住要走上街頭和抗爭者站在一起，但被年輕人阻止。
李怡又指，經過反修例示威「香港人覺醒了」，強權壓制不了這種覺醒，一有機會就會以不同方式表現，例如英女皇逝世後源源不絕的人龍和花海，「就是民心所向，也是對強權的無聲抗議。」
Posted on @renews_hk
圖片來源：李怡 fb
#強權永遠無法代替真理
#李怡 #安息 #RIP #失敗者回憶錄 #不認命 #堅持信念
他生前最後一篇公開發表的文章「想忘記，又不能忘記的過去」，在9月15日發布，憶及2019年反修例示威，指當年的運動是「想忘記，又不能忘記的過去」，指這段過去不能忘記，是因為這段過去「無比壯烈」，即使結局是悲劇，「但誰能料到它不會成為未來的生機？」
李怡在文章中指，在反修例示威期間，「每天看著電視畫面上警察對抗爭者的暴打，施放催淚彈、橡膠彈甚至真槍實彈」，他感到憤怒，並對年輕人「勇武抗爭」痛心，多個晚上緊盯電視「流著眼淚」，「心裡叫那些年輕人不要以卵擊石地衝擊呀！」但他講不出口，因為這些年輕人是在和平手段用盡而得不到政府回應，「只有在抗爭中才感到自由。」他亦多次忍不住要走上街頭和抗爭者站在一起，但被年輕人阻止。
李怡又指，經過反修例示威「香港人覺醒了」，強權壓制不了這種覺醒，一有機會就會以不同方式表現，例如英女皇逝世後源源不絕的人龍和花海，「就是民心所向，也是對強權的無聲抗議。」
Posted on @renews_hk
圖片來源：李怡 fb
#強權永遠無法代替真理
#李怡 #安息 #RIP #失敗者回憶錄 #不認命 #堅持信念
Re: 李怡於台灣逝世
李怡
September 15 at 7:30 AM
（失敗者回憶錄0916）
想忘記，又不能忘記的過去
「想忘記，又不能忘記的過去。」講到反送中，一位讀友這樣說。我知道許多香港人都有同樣的心情。
「想忘記」，正如一個你摯愛的人死亡，你要走自己的人生路，就不能讓這個你摯愛的人一直在腦海盤旋。一個曾經給你自由和無數機會的城市也一樣。它死亡了，你也不能永遠停留在懷念中。你或離開，或要適應。
「又不能忘記的過去」，是因為這段過去無比壯烈。它是一段歷史的斷層。它不大可能會再次出現。它的結局是一個悲劇，但誰能料到它不會成為未來的生機？
不管怎樣，真實必須記下來。誠如捷克作家昆德拉說：「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2019年6月9日一百萬人參加反送中的和平遊行。包括我在內，那時誰都不認為示威行動會有什麼成果。當時我說：「我們走出來，只因為我們是有尊嚴的人。豬被殺還會叫幾聲，人豈能不如豬，默默地任憑惡法宰割？我們怎能容忍一個人人有法律保護的社會，淪為人人赤身露體任憑強暴的社會？」
果然，一百萬人示威沒有用，林鄭政權仍然決定6月12日將法案在立法會建制派護航下硬闖。於是，6月12日早晨開始，大批市民湧往立法會，阻止開會。警方下午使用武力，發放200多枚催淚彈和橡膠子彈，80多名示威者受傷，有些傷勢嚴重。立法會暫停開會。林鄭在15日宣布暫緩修例。
6月12日這一天，是反送中運動中警方使用過度武力的開始，是警民衝突的開始，也是勇武抗爭產生了成效（阻止法案通過）的開始。波瀾壯闊的反送中運動，就以這一天為起點。
接下來整年發生的事件都令人震驚和意想不到。6.16爆發兩百萬人的示威遊行。港島從東區到金鐘，所有馬路和地鐵站都擠得水洩不通。我因年老，朋友就建議我坐計程車到灣仔加入遊行隊伍。但即使這樣，因人太多，行走像蝸牛蠕動。走了兩小時，也只走了一小段。我因疲累就回家了。
6.16兩百萬市民提出五大訴求：完全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撤回當局對6.12的暴動定性、不檢控所有被捕示威者、追究警隊濫權、林鄭月娥辭職下台。
兩百萬人的訴求，政府仍然置之不理，警暴與抗暴事件就連續發生。7.1衝擊立法院，7.21警方放任黑社會在元朗無差別地襲擊路人，8.31在地鐵太子站車廂內警察亂棍毆打乘客。9月15歲少女陳彥霖的全裸屍體在海面被發現，政府急急將屍體火化，說她是自殺，而她是一名游泳健將。11月22歲科大學生周梓樂在警民衝突期間，從三樓停車場墮下重傷不治。他手腳無骨折而軀幹受重傷。他的死因受到多方質疑。
中文大學和理工大學爆發警方與抗暴學生的激烈攻防戰。學生被圍困和用各種方法逃脫，香港市民則群起對學生支援。此外，又不斷傳出被捕的抗爭者在拘留處被虐打、被強暴的消息。每天電視和網台直播的畫面，與次日警方記者會的謊言，從根本上改變了沉默大多數的觀念。
我每天看著電視畫面上警察對抗爭者的暴打，施放催淚彈、橡膠彈甚至真槍實彈。我憤怒，對年輕人的勇武抗爭感到痛心。許多個晚上，我緊盯電視，想看到中大、理大攻防戰的發展，想看到年輕人脫身和被救援。我流著眼淚，心裡叫那些年輕人不要以卵擊石地衝擊呀！但我說不出口，也寫不出來。因為我知道這些勇敢的年輕人，在和平的手段用盡而得不到政府的回應時，他們只有在抗爭中才感到自由，才體驗到不相識手足的真正友誼。
好幾次，我忍不住要走上街頭和勇武抗爭者站在一起，在精神上支援他們。但我被一位年輕人阻止了。他說你去只會增加抗爭者的負擔。因此，除了大遊行之外，我只參加過一次銀髮族支援抗爭運動，以及一次全港手拉手的人鏈活動。
整年反送中的歷程，已經有許多文字和視像報導，我也已將這一年的評論匯集成書。這裡就不重複敘述了。但有些數字也許應該留下來，就是反送中運動到2020年3月為止，共有超過七千人被捕；2019年6月到9月，有256宗自殺案，和2537具「屍體發現案」。這些屍體是怎麼會出現的？關於抗爭者被虐待致死並非法「處理」，在香港已不是都市傳說，而是社會共識。
2019年之前的幾年，香港政治、社會、經濟在中國大陸的侵蝕下，已經使我這個在香港生活了七十年的人感到陌生了。想不到2019年香港人為社會權益奮起抗爭，那種獻身精神，也使我感到陌生。前者這種陌生令我沮喪；後者這種陌生令我驚異。我自問對香港人的特性有深切了解，香港人精明，在守法中很懂得轉彎，到了世界各地都能夠生存，善於趨吉避凶。但怎麼會在這一年變得不顧個人利益勇於為促使社會改變而犧牲呢？
對於當時83歲的我來說，這是全新的認識。香港人覺醒了。強權可以壓制覺醒了的人的行為，但壓制不了這種覺醒。一有機會，就以不同方式表現出來。比如，英女皇逝後，那源源不絕的人龍和花海，就是民心所向，也是對強權的無聲抗議。（197）
圖，6.16兩百萬人大遊行，我與從美國來港的女兒和外孫女也在遊行隊伍中。
September 15 at 7:30 AM
（失敗者回憶錄0916）
想忘記，又不能忘記的過去
「想忘記，又不能忘記的過去。」講到反送中，一位讀友這樣說。我知道許多香港人都有同樣的心情。
「想忘記」，正如一個你摯愛的人死亡，你要走自己的人生路，就不能讓這個你摯愛的人一直在腦海盤旋。一個曾經給你自由和無數機會的城市也一樣。它死亡了，你也不能永遠停留在懷念中。你或離開，或要適應。
「又不能忘記的過去」，是因為這段過去無比壯烈。它是一段歷史的斷層。它不大可能會再次出現。它的結局是一個悲劇，但誰能料到它不會成為未來的生機？
不管怎樣，真實必須記下來。誠如捷克作家昆德拉說：「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2019年6月9日一百萬人參加反送中的和平遊行。包括我在內，那時誰都不認為示威行動會有什麼成果。當時我說：「我們走出來，只因為我們是有尊嚴的人。豬被殺還會叫幾聲，人豈能不如豬，默默地任憑惡法宰割？我們怎能容忍一個人人有法律保護的社會，淪為人人赤身露體任憑強暴的社會？」
果然，一百萬人示威沒有用，林鄭政權仍然決定6月12日將法案在立法會建制派護航下硬闖。於是，6月12日早晨開始，大批市民湧往立法會，阻止開會。警方下午使用武力，發放200多枚催淚彈和橡膠子彈，80多名示威者受傷，有些傷勢嚴重。立法會暫停開會。林鄭在15日宣布暫緩修例。
6月12日這一天，是反送中運動中警方使用過度武力的開始，是警民衝突的開始，也是勇武抗爭產生了成效（阻止法案通過）的開始。波瀾壯闊的反送中運動，就以這一天為起點。
接下來整年發生的事件都令人震驚和意想不到。6.16爆發兩百萬人的示威遊行。港島從東區到金鐘，所有馬路和地鐵站都擠得水洩不通。我因年老，朋友就建議我坐計程車到灣仔加入遊行隊伍。但即使這樣，因人太多，行走像蝸牛蠕動。走了兩小時，也只走了一小段。我因疲累就回家了。
6.16兩百萬市民提出五大訴求：完全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撤回當局對6.12的暴動定性、不檢控所有被捕示威者、追究警隊濫權、林鄭月娥辭職下台。
兩百萬人的訴求，政府仍然置之不理，警暴與抗暴事件就連續發生。7.1衝擊立法院，7.21警方放任黑社會在元朗無差別地襲擊路人，8.31在地鐵太子站車廂內警察亂棍毆打乘客。9月15歲少女陳彥霖的全裸屍體在海面被發現，政府急急將屍體火化，說她是自殺，而她是一名游泳健將。11月22歲科大學生周梓樂在警民衝突期間，從三樓停車場墮下重傷不治。他手腳無骨折而軀幹受重傷。他的死因受到多方質疑。
中文大學和理工大學爆發警方與抗暴學生的激烈攻防戰。學生被圍困和用各種方法逃脫，香港市民則群起對學生支援。此外，又不斷傳出被捕的抗爭者在拘留處被虐打、被強暴的消息。每天電視和網台直播的畫面，與次日警方記者會的謊言，從根本上改變了沉默大多數的觀念。
我每天看著電視畫面上警察對抗爭者的暴打，施放催淚彈、橡膠彈甚至真槍實彈。我憤怒，對年輕人的勇武抗爭感到痛心。許多個晚上，我緊盯電視，想看到中大、理大攻防戰的發展，想看到年輕人脫身和被救援。我流著眼淚，心裡叫那些年輕人不要以卵擊石地衝擊呀！但我說不出口，也寫不出來。因為我知道這些勇敢的年輕人，在和平的手段用盡而得不到政府的回應時，他們只有在抗爭中才感到自由，才體驗到不相識手足的真正友誼。
好幾次，我忍不住要走上街頭和勇武抗爭者站在一起，在精神上支援他們。但我被一位年輕人阻止了。他說你去只會增加抗爭者的負擔。因此，除了大遊行之外，我只參加過一次銀髮族支援抗爭運動，以及一次全港手拉手的人鏈活動。
整年反送中的歷程，已經有許多文字和視像報導，我也已將這一年的評論匯集成書。這裡就不重複敘述了。但有些數字也許應該留下來，就是反送中運動到2020年3月為止，共有超過七千人被捕；2019年6月到9月，有256宗自殺案，和2537具「屍體發現案」。這些屍體是怎麼會出現的？關於抗爭者被虐待致死並非法「處理」，在香港已不是都市傳說，而是社會共識。
2019年之前的幾年，香港政治、社會、經濟在中國大陸的侵蝕下，已經使我這個在香港生活了七十年的人感到陌生了。想不到2019年香港人為社會權益奮起抗爭，那種獻身精神，也使我感到陌生。前者這種陌生令我沮喪；後者這種陌生令我驚異。我自問對香港人的特性有深切了解，香港人精明，在守法中很懂得轉彎，到了世界各地都能夠生存，善於趨吉避凶。但怎麼會在這一年變得不顧個人利益勇於為促使社會改變而犧牲呢？
對於當時83歲的我來說，這是全新的認識。香港人覺醒了。強權可以壓制覺醒了的人的行為，但壓制不了這種覺醒。一有機會，就以不同方式表現出來。比如，英女皇逝後，那源源不絕的人龍和花海，就是民心所向，也是對強權的無聲抗議。（197）
圖，6.16兩百萬人大遊行，我與從美國來港的女兒和外孫女也在遊行隊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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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李怡於台灣逝世
陶傑
李怡先生是海外華人社會自由知識份子的代表人物，他來自上民國上一代左翼背景，年輕時自然信仰社會主義，因傾情於中國，最初為中共在香港創辦「七十年代」，文化統戰在美國的的台灣和香港留學生。
身為主筆和自由思想家，除了少年的戰亂，他的下半生經歷了三大衝擊：
第一，1976年毛澤東死亡、四人幫覆滅，因「七十年代」批評美國的資本主義，曲線宣傳「文革」極左狀態中的大陸「進步」生活，令他一時無法對海外的知識讀者交代，青年時代對共產黨的信念動搖於根本，但鄧小平改革開放，胡耀邦趙紫陽當政，他雖與香港的左派決裂，但對中國還抱有希望。
第二，1989年天安門事件，他認識的中國知識分子流亡海外、中國大學生一代遭到鎮壓，令他對鄧小平的期望幻滅，與中共決裂，決定帶着刊物出走台灣，探索華人民主自由之路，結果在台灣，他找到了。
隨着九七大限，他又轉向關懷他成長的香港。
第三，2019年香港年輕人的社會運動，引入「國安法」，他意識到香港「一國兩制」正式終結，自己的安危也受到影響，此時他與「中國」告別，轉而支持香港年輕人的獨立和奮鬥的抗爭精神，他認為這就是「少年中國」自五四以來的延續，而且在前殖民地的香港。
他不主張港獨和台獨，因為他始終是經歷過中國大地的過來人，他只希望世界和平，中國好，希望中國人過好日子，尤其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大學生能在自由的精神文明環境裏生存。但晚年覺得這一點希望幻滅，他只能在精神上支持台灣和香港下一代找尋自己的路。
他主張寬容異見，維護言論自由，希望中國社會有多黨的民主制度，當權者至少受到新聞監督。他極力守護香港的底線，也成為因言論而遭到人身攻擊和政治仇恨謾駡最廣泛而嚴厲的一名知識分子：由他認識共事過的左報的「叛徒」、「反華」、「反中亂港」到「港獨」，以致同一陣線他曾工作過的傳媒也抹黑他「抄襲」等種種可笑的誣陷和恐嚇。他很堅定，不向極權和流氓屈服。
信仰和理想重複幻滅，轉而重新認識香港、熱愛香港，畢生讀書不斷、思考不息。
李怡是很誠摰的人，說話不懂掩飾，相由心生，他由二十歲到八十，書卷氣和赤子之心一直沒有變過。
他生於中國、熱愛中國、移情台灣香港，最後其實還是死憂於中國。他在晚年以「失敗者回憶錄」為題寫自傳，為未來的香港人存紀錄、敲警鐘，其時代之雲天壯濶，人事之湖海險奇，足以為香港史不為人所知的珍鑑。他自慨「失敗」，自憐於一個枉費心力的華人自由派知識分子的一生，但他的一生並不失敗，失敗的只是魯迅論定的中國人，以及其土壤的文化中國。
「永憶江湖歸白髮，欲迴天地入扁舟」，他見證了香港的興衰，而且秉持良心和原則，以一生心力，盡了一個讀書人應予的義務。香港這個一度的國際經貿大都會，獨欠他一具銅像，因為全球華人世界有無數的醫生、工程師、律師、學者教授，但七十年來，香港只有一個李怡。
李怡先生是海外華人社會自由知識份子的代表人物，他來自上民國上一代左翼背景，年輕時自然信仰社會主義，因傾情於中國，最初為中共在香港創辦「七十年代」，文化統戰在美國的的台灣和香港留學生。
身為主筆和自由思想家，除了少年的戰亂，他的下半生經歷了三大衝擊：
第一，1976年毛澤東死亡、四人幫覆滅，因「七十年代」批評美國的資本主義，曲線宣傳「文革」極左狀態中的大陸「進步」生活，令他一時無法對海外的知識讀者交代，青年時代對共產黨的信念動搖於根本，但鄧小平改革開放，胡耀邦趙紫陽當政，他雖與香港的左派決裂，但對中國還抱有希望。
第二，1989年天安門事件，他認識的中國知識分子流亡海外、中國大學生一代遭到鎮壓，令他對鄧小平的期望幻滅，與中共決裂，決定帶着刊物出走台灣，探索華人民主自由之路，結果在台灣，他找到了。
隨着九七大限，他又轉向關懷他成長的香港。
第三，2019年香港年輕人的社會運動，引入「國安法」，他意識到香港「一國兩制」正式終結，自己的安危也受到影響，此時他與「中國」告別，轉而支持香港年輕人的獨立和奮鬥的抗爭精神，他認為這就是「少年中國」自五四以來的延續，而且在前殖民地的香港。
他不主張港獨和台獨，因為他始終是經歷過中國大地的過來人，他只希望世界和平，中國好，希望中國人過好日子，尤其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大學生能在自由的精神文明環境裏生存。但晚年覺得這一點希望幻滅，他只能在精神上支持台灣和香港下一代找尋自己的路。
他主張寬容異見，維護言論自由，希望中國社會有多黨的民主制度，當權者至少受到新聞監督。他極力守護香港的底線，也成為因言論而遭到人身攻擊和政治仇恨謾駡最廣泛而嚴厲的一名知識分子：由他認識共事過的左報的「叛徒」、「反華」、「反中亂港」到「港獨」，以致同一陣線他曾工作過的傳媒也抹黑他「抄襲」等種種可笑的誣陷和恐嚇。他很堅定，不向極權和流氓屈服。
信仰和理想重複幻滅，轉而重新認識香港、熱愛香港，畢生讀書不斷、思考不息。
李怡是很誠摰的人，說話不懂掩飾，相由心生，他由二十歲到八十，書卷氣和赤子之心一直沒有變過。
他生於中國、熱愛中國、移情台灣香港，最後其實還是死憂於中國。他在晚年以「失敗者回憶錄」為題寫自傳，為未來的香港人存紀錄、敲警鐘，其時代之雲天壯濶，人事之湖海險奇，足以為香港史不為人所知的珍鑑。他自慨「失敗」，自憐於一個枉費心力的華人自由派知識分子的一生，但他的一生並不失敗，失敗的只是魯迅論定的中國人，以及其土壤的文化中國。
「永憶江湖歸白髮，欲迴天地入扁舟」，他見證了香港的興衰，而且秉持良心和原則，以一生心力，盡了一個讀書人應予的義務。香港這個一度的國際經貿大都會，獨欠他一具銅像，因為全球華人世界有無數的醫生、工程師、律師、學者教授，但七十年來，香港只有一個李怡。
Re: 李怡於台灣逝世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敬悼香港民主運動先行者李怡先生
顏純鈎
李怡先生不幸去世，雖然早幾日朋友已告知病危入院，但得知大去消息，仍不免心頭壅塞為之黯然。
陶傑將李怡譽為香港的伏爾泰，可謂得評。伏爾泰是歐洲啟蒙運動的思想家，李怡先生也是香港民主運動的先行者。李怡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就與中共決裂，此後特立獨行，保持一個知識人質疑批判極權統治的堅定立場，始終無怨無悔。在香港人反抗中共的長期鬥爭中，李怡一直站在最前線，保持一個民主鬥士的不屈姿態，這是最難能可貴的，也是他個人優秀品質的寫照。
我與李怡先生有不少交集，今日回想起來，只覺個人生命中一直有李怡的身影在，雖然彼此聯繫並不密切，但在需要時，我們也總是站在一起，一起經歷過一些可資永生紀念的日子。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膽粗粗給《七十年代》雜誌寫政治評論，誰知第一篇投稿就被採用，而且被處理成當期頭條。那篇文章標題是「毛澤東——理想主義者的悲劇」，現在看來，卑之無甚高論，但在那年代也算是道人所未曾道。此後陸續投稿，直至興趣轉到文學。
因投稿因緣，我參加了「七十年代」五周年酒會，在那裡見到李怡先生，認識一些香港文化界前輩與同行，後來更加入天地圖書擔任兼職編輯。我的職業生涯，從一開始就受李怡先生影響。
「七十年代」與天地圖書分家後，李怡一直是天地公司董事，一直到反送中運動前不久，他才處理了股份，辭去董事職務。嚴格說起來，他也是我多年的上司，雖然彼此在工作上沒有來往，但他的政治信念，相當程度影響了天地管理層，使我們一直不避政治敏感踩鋼線出版一些有價值的書。
李怡一度被黎智英羅致擔任蘋果日報的社論主筆，後來又主編論壇版。李怡有一次提起，他在蘋果有獨立的辦公室，公司給他一部專用車子，足見黎智英對他的器重。多年後他們之間似乎有一些政見上的分歧，估計是黎智英與民主黨走得太近，而李怡後期對民主黨太失望，因此二人漸行漸遠。
佔中運動期間，我開始向蘋果論壇版投稿，當時身在左派外圍，工作上有不便，此外我也不想因自己與李怡認識而得到優待，因此一直以筆名寫時政評論。後來大概李怡從我收稿費的英文名上猜到是我，就打電話來詢問，我當然只好承認。李怡離開蘋果，我也停了很久，直至反送中運動，我已退休，來了加拿大，我才恢復用真名投稿。
反送中運動爆發後，李怡的思想更趨於前衛，他是少數上了年紀的政論家完全站在香港年輕人的立場，鼓勵年輕人過問政治，追求本土意識的高遠政治理想。他對中共的陰謀謊言最早覺醒，批評傳統民主派的軟弱，他的政治取向一以貫之，不因政治環境的變化而遷移。
不知為何，李怡的文章早期結集的不多，直到本世紀初開始，他的一些散文集才由天地
出版，當時經手的也是我。他寫文化與生活題材，有早年文藝青年的遺風，以思考為樂事，於廣泛閱讀之下撮取中外智慧，結合社會與人生現實，不斷發掘自己的思想，為讀者提供多層次的知識與啟發。
李怡的文集在天地出版幾年後，因為文章政治性越來越強，終於連天地都受不了，老闆只好喊停。一家出版公司，到最後連自己董事的書都出版不了，這實在是太悲哀的事，可是現實便是如此。因為天地拒絕了他的政論集，我便介紹當時經營獨立出版的李波與李怡認識，請李波接手出版李怡的政論。記得當日我們三人連同李波太太（詩人作家舒非女士)在城市花園酒店飲茶，當場敲定，自此李怡的政論集全部由李波經手，直至銅鑼灣事件發生，李波身陷大陸為止，他們一直合作愉快。
李波出事後，李怡出於對舒非的關心，一直從旁開解幫助，舒非接受蘋果記者訪問，將李波事件公開，也是因為李怡的勸說。事實證明，當時公開事件，客觀上對李波起了保護作用，否則不明不白囚於大陸，就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了。
李怡與舒非認識三十多年，我們幾個又都喜歡文學，關心文化，對香港一往而情深，因此我們總有談不完的話題。李怡搬到北角長者公寓後，我們還曾到他樓下的小酒樓去飲過茶。一八年我臨離開香港回溫哥華，李波與舒非為我餞行，那天李怡也來了，我們四個人又暢聚了一次，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
有一次演藝學院邀請李怡去演講，他邀我去作主持，那天現場反應熱烈，他也揮灑自如。後來有兩三屆香港書展，他都有新書出版，我們也在書展會場舉辦他的演講，來的讀者很多，有的是真正的讀書人，有的是慕名而來的崇拜者。他不作高深論述，只是閒話家常，他的平易近人也是他個人風格的一個側面。
李怡長我半輩，我們之間雖然有交集，但來往並不密切，部份原因是他身為天地董事，不負責日常經營，與同事過於密切，有過問行政之嫌。此外，彼此活動的圈子也不同，因此，我們一直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他也一直都是我敬仰的香港文化界長輩。
國安法凌駕後，很多文化人選擇逃亡，李怡一直堅守在香港。有一次我忍不住了，寫電郵問他有沒有什麼打算，我私心是希望他早日離開，免得有一日要走也走不了。當時他顯然還在猶豫，隔了幾天才回覆說還在考慮。離開香港對他是徹骨之痛，來了加拿大更是連根拔起，對他是不可忍受的苦刑，他最終選擇台灣，主要還是因為台灣的文化環境，台灣離香港近，他大概希望只要環境允許，他隨時可以再回香港吧。
李怡生於憂患，長於英殖，數十年活躍於香港文化圈，對香港政治與文化產生過深刻的影響。他與羅孚﹑金堯如等左派文化人，都是「兩頭真」的左派精英，他們年輕時投身救國之路，嚮往共產主義，中年後徹悟革命之虛妄，拍案而起反戈一擊，更深刻而尖銳地批判共產黨的極權統治，老年更站到反共的第一線，他們都是值得我們敬重的，也永遠值得我們懷念。
社會上一度有一些不利於李怡的傳言，有人說他是中共的臥底，否則不可能反共而又能回大陸旅遊。我每次聽到這些傳言，總是勸身邊的朋友不可輕信。是不是中共的臥底，這牽涉到一個人的人格，除非有真憑實據，否則不可隨便把這個罪名加到他人身上。中共分化海外民主運動，用的就是這樣的手法，他們派人散佈謠言，在民運人士內部製造混亂，造成分裂，最後得益的是中共本身。
一個人是不是中共的臥底，只看他是否造成某種惡果，一個中共臥底不可能永遠對黨沒有貢獻。李怡在香港數十年，有沒有哪一個香港人，因為他而身受中共之害，如果沒有，那便是子虛烏有的謊言，我們不能中了中共的奸計。
李怡先生一生耿直堅忍，慷慨執言，他是最早的覺悟者，是香港民主運動的先行者，我們今日懷念他，不要忘記他的言傳身教，不要放棄我們的政治理想。日後香港實現了真正民主，我們要到他的墓前，焚香默禱，「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
一個人一生行藏，重在自我實現，李怡先生一生以筆為匕首投槍，追求真理，崇尚自由，他經歷過無數磨難，面對中共的專政暴力，以唐吉訶德的愚勇大戰風車。他雖然見不到中共垮台，但他的精神將鼓舞香港年輕一代，為恢復香港的往日榮光而奮鬥下去。
最後，以文天祥的詩送李怡先生上路，祝他在天堂自由自在，下視塵寰，息勞遠遊。
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裏嘆零丁。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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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悼香港民主運動先行者李怡先生
顏純鈎
李怡先生不幸去世，雖然早幾日朋友已告知病危入院，但得知大去消息，仍不免心頭壅塞為之黯然。
陶傑將李怡譽為香港的伏爾泰，可謂得評。伏爾泰是歐洲啟蒙運動的思想家，李怡先生也是香港民主運動的先行者。李怡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就與中共決裂，此後特立獨行，保持一個知識人質疑批判極權統治的堅定立場，始終無怨無悔。在香港人反抗中共的長期鬥爭中，李怡一直站在最前線，保持一個民主鬥士的不屈姿態，這是最難能可貴的，也是他個人優秀品質的寫照。
我與李怡先生有不少交集，今日回想起來，只覺個人生命中一直有李怡的身影在，雖然彼此聯繫並不密切，但在需要時，我們也總是站在一起，一起經歷過一些可資永生紀念的日子。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膽粗粗給《七十年代》雜誌寫政治評論，誰知第一篇投稿就被採用，而且被處理成當期頭條。那篇文章標題是「毛澤東——理想主義者的悲劇」，現在看來，卑之無甚高論，但在那年代也算是道人所未曾道。此後陸續投稿，直至興趣轉到文學。
因投稿因緣，我參加了「七十年代」五周年酒會，在那裡見到李怡先生，認識一些香港文化界前輩與同行，後來更加入天地圖書擔任兼職編輯。我的職業生涯，從一開始就受李怡先生影響。
「七十年代」與天地圖書分家後，李怡一直是天地公司董事，一直到反送中運動前不久，他才處理了股份，辭去董事職務。嚴格說起來，他也是我多年的上司，雖然彼此在工作上沒有來往，但他的政治信念，相當程度影響了天地管理層，使我們一直不避政治敏感踩鋼線出版一些有價值的書。
李怡一度被黎智英羅致擔任蘋果日報的社論主筆，後來又主編論壇版。李怡有一次提起，他在蘋果有獨立的辦公室，公司給他一部專用車子，足見黎智英對他的器重。多年後他們之間似乎有一些政見上的分歧，估計是黎智英與民主黨走得太近，而李怡後期對民主黨太失望，因此二人漸行漸遠。
佔中運動期間，我開始向蘋果論壇版投稿，當時身在左派外圍，工作上有不便，此外我也不想因自己與李怡認識而得到優待，因此一直以筆名寫時政評論。後來大概李怡從我收稿費的英文名上猜到是我，就打電話來詢問，我當然只好承認。李怡離開蘋果，我也停了很久，直至反送中運動，我已退休，來了加拿大，我才恢復用真名投稿。
反送中運動爆發後，李怡的思想更趨於前衛，他是少數上了年紀的政論家完全站在香港年輕人的立場，鼓勵年輕人過問政治，追求本土意識的高遠政治理想。他對中共的陰謀謊言最早覺醒，批評傳統民主派的軟弱，他的政治取向一以貫之，不因政治環境的變化而遷移。
不知為何，李怡的文章早期結集的不多，直到本世紀初開始，他的一些散文集才由天地
出版，當時經手的也是我。他寫文化與生活題材，有早年文藝青年的遺風，以思考為樂事，於廣泛閱讀之下撮取中外智慧，結合社會與人生現實，不斷發掘自己的思想，為讀者提供多層次的知識與啟發。
李怡的文集在天地出版幾年後，因為文章政治性越來越強，終於連天地都受不了，老闆只好喊停。一家出版公司，到最後連自己董事的書都出版不了，這實在是太悲哀的事，可是現實便是如此。因為天地拒絕了他的政論集，我便介紹當時經營獨立出版的李波與李怡認識，請李波接手出版李怡的政論。記得當日我們三人連同李波太太（詩人作家舒非女士)在城市花園酒店飲茶，當場敲定，自此李怡的政論集全部由李波經手，直至銅鑼灣事件發生，李波身陷大陸為止，他們一直合作愉快。
李波出事後，李怡出於對舒非的關心，一直從旁開解幫助，舒非接受蘋果記者訪問，將李波事件公開，也是因為李怡的勸說。事實證明，當時公開事件，客觀上對李波起了保護作用，否則不明不白囚於大陸，就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了。
李怡與舒非認識三十多年，我們幾個又都喜歡文學，關心文化，對香港一往而情深，因此我們總有談不完的話題。李怡搬到北角長者公寓後，我們還曾到他樓下的小酒樓去飲過茶。一八年我臨離開香港回溫哥華，李波與舒非為我餞行，那天李怡也來了，我們四個人又暢聚了一次，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
有一次演藝學院邀請李怡去演講，他邀我去作主持，那天現場反應熱烈，他也揮灑自如。後來有兩三屆香港書展，他都有新書出版，我們也在書展會場舉辦他的演講，來的讀者很多，有的是真正的讀書人，有的是慕名而來的崇拜者。他不作高深論述，只是閒話家常，他的平易近人也是他個人風格的一個側面。
李怡長我半輩，我們之間雖然有交集，但來往並不密切，部份原因是他身為天地董事，不負責日常經營，與同事過於密切，有過問行政之嫌。此外，彼此活動的圈子也不同，因此，我們一直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他也一直都是我敬仰的香港文化界長輩。
國安法凌駕後，很多文化人選擇逃亡，李怡一直堅守在香港。有一次我忍不住了，寫電郵問他有沒有什麼打算，我私心是希望他早日離開，免得有一日要走也走不了。當時他顯然還在猶豫，隔了幾天才回覆說還在考慮。離開香港對他是徹骨之痛，來了加拿大更是連根拔起，對他是不可忍受的苦刑，他最終選擇台灣，主要還是因為台灣的文化環境，台灣離香港近，他大概希望只要環境允許，他隨時可以再回香港吧。
李怡生於憂患，長於英殖，數十年活躍於香港文化圈，對香港政治與文化產生過深刻的影響。他與羅孚﹑金堯如等左派文化人，都是「兩頭真」的左派精英，他們年輕時投身救國之路，嚮往共產主義，中年後徹悟革命之虛妄，拍案而起反戈一擊，更深刻而尖銳地批判共產黨的極權統治，老年更站到反共的第一線，他們都是值得我們敬重的，也永遠值得我們懷念。
社會上一度有一些不利於李怡的傳言，有人說他是中共的臥底，否則不可能反共而又能回大陸旅遊。我每次聽到這些傳言，總是勸身邊的朋友不可輕信。是不是中共的臥底，這牽涉到一個人的人格，除非有真憑實據，否則不可隨便把這個罪名加到他人身上。中共分化海外民主運動，用的就是這樣的手法，他們派人散佈謠言，在民運人士內部製造混亂，造成分裂，最後得益的是中共本身。
一個人是不是中共的臥底，只看他是否造成某種惡果，一個中共臥底不可能永遠對黨沒有貢獻。李怡在香港數十年，有沒有哪一個香港人，因為他而身受中共之害，如果沒有，那便是子虛烏有的謊言，我們不能中了中共的奸計。
李怡先生一生耿直堅忍，慷慨執言，他是最早的覺悟者，是香港民主運動的先行者，我們今日懷念他，不要忘記他的言傳身教，不要放棄我們的政治理想。日後香港實現了真正民主，我們要到他的墓前，焚香默禱，「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
一個人一生行藏，重在自我實現，李怡先生一生以筆為匕首投槍，追求真理，崇尚自由，他經歷過無數磨難，面對中共的專政暴力，以唐吉訶德的愚勇大戰風車。他雖然見不到中共垮台，但他的精神將鼓舞香港年輕一代，為恢復香港的往日榮光而奮鬥下去。
最後，以文天祥的詩送李怡先生上路，祝他在天堂自由自在，下視塵寰，息勞遠遊。
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裏嘆零丁。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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